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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情色”:“麗才”易順鼎與“吏才”樊增祥(秦燕春)
         發布時間:2015/8/5 瀏覽次數:1840

         

        文人“情色”:“麗才”易順鼎與“吏才”樊增祥

        秦燕春

        清末民初京師梨園,兩位“護花使者”名聲甚噪,所謂“當年艷幟競劉(喜奎)、鮮(靈芝),樊、易魂迷并為顛”(張伯駒《紅毹紀夢詩注》),或者“如此蘭花竟委地,滿座來賓皆掩泣。座中泣聲誰最高,樊山、實甫兩名士”(當時某小報《悼金玉蘭》詩),調侃的均是樊增祥、易順鼎暮年出入歡場、力捧伶人的“令名”。

        易順鼎卒于民國九年(1920),得年六十三。樊增祥卒于民國二十年(1931),得年八十六。

        然“(湖)北樊(湖)南易”曾據詩壇一時雙雄。王森然為近代詩人評傳,稱樊、易“天才卓犖,橫絕一世”,樊清新俊逸而時有不拘繩尺、蕩決無前,易則面目屢易、并世無匹,甚至“樊山之作,非實甫不解;實甫之言,非樊翁莫辨也”。如今二人也是寂寞天街掃落花,為誰辛苦為誰甜?

        “文人無行自古已然”(林庚白《孑樓隨筆》)之說能成習語,勢必值得深究:“文”與“行”之關系,是否需要重建、以及何以如此難以重建?本文試從此個案、略冒知音。

        一、未能“割愛”:“麗才”易順鼎

        易順鼎(1858~1920,湖南龍陽人)字實甫、石甫、仲碩等,自署至少有琴志樓、楚頌亭、寶瓠窄、橘洲醒人,廿歲自撰《懺綺齋銘》嘗沾沾自喜為“怡紅公子,慘綠少年;芙蓉城主,瀟湘水仙”。錢基博著《現代中國文學史》列樊增祥(1846~1931,湖北恩施人)為“中晚唐詩”一代詩宗。張之洞總督兩湖時論其人才謂“洞庭南北有兩詩人,壬秋(王闿運)五言,樊山(樊增祥)近體,皆名世之作”!皬牟惠p許可人詩”的樊增祥對易順鼎之詩尤其《初至關中》諸作卻能傾倒備至,例如評為“精麗無匹”的《潼關道中二首》:

        天府神皋據上游,此中依舊是皇州。翠華西幸周王駿,紫氣東來李叟牛。關百二重秦代月,宮三十六漢時秋。河聲岳色渾無奈,不為愁人一解愁。

         

        眼底蔥河作酒杯,巨靈高掌映崔嵬。云從武帝祠邊散,雨自文王陵下來。城堞雉連秦晉樹,關門牡繡漢唐苔。青山對客渾無語,懷抱何由得好開。

        其他更有以“何忍呼他為禍水,尚思老我此柔鄉”為“綺艷”,“流殘清灞無情水,畫出阿房不霽虹”為“名句”,甚至認為《琴志樓詩》中不少神來之筆若“書之扇頭,題之壁間,鮮不驚為仙作”。

        然這賞識實又只限于一層。樊增祥在易順鼎逝后、寫給同為“寒廬七子”之一的黃濬手札中直言:

        弟于此子意極輕之,而又憐之。輕之者,惡其無形也。憐之者,惜其有麗才而潦倒一生也。至其臨歿一年,所受之苦,有較刀山劍樹為烈者,亦足為淫人殷鑒矣。死前數日,新集排印成,或謂錯字尚多,請其改正,渠臥而嘆曰:“錯訛由他,誰來看我詩也!币嗫杀。

        十七歲中舉應禮部銓選北上、取道江南騎一衛(毛驢)冒大雪入南京城、遍訪六朝及前明遺跡、一日成《金陵雜感》七律二十首,易順鼎號稱“才子”而有“麗才”并非沒有資本。然當時有口能誦之名句,諸如“底下女郎多艷鬼,江南天子半才人”、“淘殘舊院如脂水,住慣降王沒骨山”、“衰柳綠連三妹水,冰楓紅替六朝花”,骨意深處終是顯得輕浮虛軟,一見驚艷,再見乏味,“瑰瑋軼蕩,才人吐屬”,天才少年的慣見習氣,恃才放曠,好逞小慧。

        當然不是沒有例外,例如“郎乘江上舟,妾化堤邊柳。柳色滿大堤,郎行一回首”(《古意襄陽作》),這種蘊藉宛轉亦不乏見于易順鼎少作!靶略~欲賦賀梅子,他日應呼易柳州”(《琴志樓摘句詩話》),其自負自期可見。

        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載王闿運“欽封”兩“仙童”,一是曾廣鈞(曾國藩之孫,敏澤之子),一即易順鼎。仙童之封未必盡為好語,征以王闿運規勸易順鼎不可“詭誕”,正見其表里之歧:

        仙童有玉皇香案者,兄日姊月,所見美富,土苴諸天,遺棄一切,是上等也。有幽居巖穴,草衣木食者,一旦入世,則老虎亦為可愛,金銀無非炫耀,乃至耽著世好,情及倡優,不惜以靈仙之姿為塵濁之役,物欲所弊,地獄隨之矣。請賢擇于斯二者。

        所謂“華才非成道之器,然其先不可少。東坡六十猶弄聰明,故終無一成。佛家以敏悟為狂慧,圣人所以約禮”,亦猶“麗才”之意,王闿運的勸誡不可不謂卓有見識、苦心孤詣、應機說法。日后易順鼎以哭庵為號并做《哭庵傳》、自詡“生平二十余年內,初為神童,為才子,繼為酒人,為游俠少年,為名士,為經生,為學人,為貴官,為隱士,忽東忽西,忽出忽沒,其師與友謔之,稱為神龍。其操行亡定,若儒若墨,若夷若惠,莫能以一節稱之。為文章亦然,或古或今,或樸或華,莫能以一詣繩之。要其輕天下,齊萬物,非堯舜、薄湯武之心,則未嘗一日易也”。 王闿運以師長之尊,不厭其煩再次致書:

        仆有一語奉勸,必不可稱哭庵。上事君相,下對吏民,行住坐臥,何以為名,臣子披猖,不當至此。若遂隱而死,朝夕哭,可矣。且事非一哭可了,況又不哭而冒充哭乎?闿運言不見重,亦自恨無整齊風紀之權,坐睹當代賢豪流于西晉,五胡之禍將在目前。因君一發之,毋以王夷甫識石勒為異也。

        幾番端正人語,證明王闿運不負清末湖南一代大儒之名,眼力苦心,不幸言中。

        易順鼎每每自命“終愛晉人風味好,聽鸝多備酒兼柑”(《和樊山上巳韻》)、“此身合是晉人未?行到當時鄮縣山”(《由天童下院登小舟往天童,道中作》),實則他是“明人學晉字”,余留了荒唐與流溢,遠離了魏晉刻骨的嚴肅與沉重——其書跡“字跡端好如時花美女”,要亦如是!蹲詳⒓媾c友人》中他如此肆論三教:

        儒與仙、佛,三教雖異,皆求不滅。儒求不滅于名,仙求不滅于形,佛求不滅于神。我則不然,以滅為主,以為一身滅則無一身之苦,一家滅則無一家之苦,世界滅則無世界之苦。佛云滅度,庶幾近之。然身滅而心不滅,形滅而神不滅,其苦猶在。故佛法尚不如我法也。若夫立德立言,儒家之所謂不滅,神仙長生,道家之所謂不滅,久以糞土視之,久以糞土視之,以鴆毒觀之,曾何所動其毫末哉。

        抱定此種“斷滅”之見,或曰“學問宗旨在一‘滅’字”(葉熾昌語,《緣督廬日記》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不頹廢而何為?

        通讀《琴志樓》全集,頻頻驚艷這個人的才情之外,他經常讓人無法清爽,因其情多而不湛?《游驪山浴溫泉作詩》津津樂道“至竟人生不孤負,風流行樂李三郎”。所謂“生前有聲伎,死后列兩廡。天生忠孝人,何必不兒女”(《詠史》,癸酉,時年十六),所謂“江山靈氣鐘才子,忠孝深情托美人”(《湘中詠懷》),情在易順鼎筆下,不止出現頻率高,相信也是他一生的價值托付。然而他的情殤卻聽起來始終有點鼓聲錯亂。

        易順鼎及門弟子曾道師尊“詞藻固為一代雄,至其偉度精鑒,實心摯情,尤非季世所可幾及,第惜用情太厚,轉為蠹耳”(《龍州雜俎》) 。如何理解這一“情何以堪”處境又耐人尋思,“本《離騷》佚女之幽情,作醇酒婦人之生活”(易著《滬上冶游詞自序》,1877)是冠冕堂皇語。無論“天生自是多情種,橐筆看花著意癡”(高旭),還是“鄭陳枯寂無生趣,樊易淫哇亂正聲”(柳亞子),都未免偏頗。程頌萬《易君實甫墓志銘》稱其“信友誠而臨事勇,雖攖謗訕,不茍怨尤”當非僅為諂墓之詞。然“每好為凄艷之語,生性多哀少樂”(易著《自敘兼與友人》)的不止易順鼎,“繅盡愁絲兼恨縷,塵海茫茫欲系韶光住。說果談因來復去,苦向泥土鋪墊薔薇路” ,要緊處不是多情、不是深情、不是人之為人必然有情。問題只是如何處情:所謂“推情合性”。

        “情性”關系如何安置,于中國古典生活之基本修身養性本不是新鮮事。先秦以來尤其佛教淫浸宋儒自立門戶之后,此類論述可謂疊床架屋。只是往古來今文人多以“至情至性”為藉口而試圖“沖決羅網”。

        易順鼎依其聰明與才情直接感知了縱情縱欲生活背后必然的空虛,他不是口口聲聲“每欲出家”(《參見樊增祥〈調石甫〉》)?年甫十七就有詩:

        來向愁城了舊緣,歌離吊夢欲華顛。眼中歲月追風馬,身外功名水上船。學佛愿歸無垢地,成仙終墮有情天。靈山舊侶應相憶,彈指聲中十七年。

        只是他對自己不夠狠,說說而已。況兼“見諸行事,害不及人;故無妨也。筆之于書,有目共見,則生同異矣。同必有異,則必損名”。

        易順鼎于士林口碑不佳,所謂“有類饑鷹,飽即颺去”,錢基博道其仕途雖工逢迎之術,卻不檢于行、唐言寡實,又往往恃寵而驕,故此仕宦鮮克有終。其現實作為,時或阿諛權貴,言過其實而脫口無慚,如《上宰相王文韶》之“北虜亦知司馬相,南人都是臥龍兒。太皇太后賈申國,天上天孫福子儀”、上《榮祿》之“心捧九重雙日月,手攜二十八星辰”、“行地中猶洪水抑,措天下若泰山安”,前者雖是集杜甫句,然太過嘴甜,難怪當時即已“士論薄之”。中年之后,詩詞流于牢騷,以此品行,自然“誨淫之作,居什之八九”。易順鼎與袁世凱之“皇二子”袁克文關系甚洽,或者因此,袁氏當國之后曾賞易一閑差,一度代理印鑄局長,易“亦作詩以自寫其幸”——“詩道”至此,詩何以堪?才子末路竟至于自取輕賤。即使貧乏“不能自存”,未免“枯魚入水,豈遑擇流?窮鳥奔林,烏暇問木”、“但求鼴鼠之飲河,即免枯魚之索肆” 之類茍活偷生,那也是人欲軟弱的人之常情,苦苦咽下默默隱忍而已,又何必喬妝作式但求一“滅”而一毛不拔?

        然他時而還有詩,譏誚清末民初的易代權貴:“國家無事則富貴,國家有事則叛降。富貴蟠降固自在,反稱黨魁據中央。此世界是何世界,狗彘盜賊兼優倡!

        縱然“屈居下僚,窮困抑郁”(夏敬觀《忍古樓詩話》道易語)的文士辛酸確為實情,“亡國之余又落花”也是清末民初最為凄涼的文化處境,但這也并非人甘于下流的必然理由。傳統中國那些近“刻”的青史蓋棺,其實只在提供一種人性的準則與高度:抵達與否固當別論,然人之為人由此將建立并保有一種反省的尺度?缛胨^“現代性”以來,人類群體道德的潰。ㄥ卣撝形鳎,難道不是因為自我否棄了這一提升的方向可能?尤其主動推翻儒教的華夏古國。失去國土數千年流浪于他鄉的猶太人,因為恪守與上帝訂約的神圣經文,在異國猶能完整而頑強的存身并存活自己的文化體系。因為神性的尺度始終高懸于選民的頭頂。比較言之,長久以來中國已經只配稱作顧炎武筆下的“亡天下”。當然比“亡國”更可怕。

        何況,對易順鼎的情志而言,或許他足夠多情、只是未必深情。這一點他的詩就是證據,浮艷、妖麗,卻難免賣弄與自戀,他缺乏足夠的體察深層痛苦的能力與悲心,不僅體察,更要有隱忍、擔當。怎怪王闿運說他“不哭而冒充哭”,此語道盡易順鼎氣質中的動蕩,甚至輕。核^“記得西溪泊畫船,芙蓉與我并頭眠。香云錦雨歸何處,一片秋魂葬水天”(易著《夢中作》,1882),所謂“山塘慣聽雨瀟瀟,六柱箏篷泊畫橋。有我前生夫婦影,今生那得不魂銷”(易題潘飛聲畫《山塘聽雨圖》,1887);蛟S他有他“深情”的表現方式、或曰“至情至性”,例如1893年母親病逝,年已三十六歲的他必要自殺相從地下、害得老父年近七旬寫詩尚言“惟有癡兒心未安,千般譬喻總難寬。任他行腳游方外,或得觀音救苦丹”、自殺不成,更有來年(1894)甲午戰爭爆發他間關萬里、素服麻鞋、號稱“墨绖從戎,志在殉母”,乙未(1895)援臺不成則是“時局如此,不入山披發何時” 。

        然真正的深情其實節制、平靜、理性,純然忘我,因此,近“仁”、即“慈悲”。如上之情,只能算作任性、甚至胡鬧。表現為一己情緒宣泄,而非對他人切實關懷。這一點甚至見諸易順鼎中年之后越來越不恪守體例、恣肆顛狂、“極詭譎之極” 的創作風格,詩越來越不象詩,讀之令人失氣、短氣,反襯得失去格律鐐銬的“文學革命”活像一場自我放浪——此也正是其心性最為真實的寫照!盁o真性情者不能讀我詩”(易著《讀樊山〈后數斗血〉作后歌》)此語當做兩解:過猶不及。我們甚至因此懂得何以傳統中國數千年來文體要求如此嚴格,其實那是一種“性情訓練”——同樣試圖推情合性。無論成功與否!耙淮幸淮膶W”的不斷“破格”也正見證了這人世之情時時刻刻必要噴薄而出、不堪就縛!扒椋浴睊暝惨虼顺蔀檎、成為人類文明史的核心問題、甚至惟一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易順鼎差點殉身的亡母陳氏,逝后不斷以乩仙的身份留詩人間,其中有一首即直言“情——性”關系:

        我生防情如防水,一朝有潰即千里。我生守性如守城,中夜賊來心不驚。以是持身身寡尤,以是待人人皆誠。周旋進退六十年,質之白水差可盟。

        讓人略感詫異的是,易順鼎詩詞創作的下坡路,似乎就是母親去世之后開始的。這是否跟他遠離了母親此種嚴苛的道德約束有關?所謂“溺于綺語,不能出,綺障日深”(錢基博語)。那備受王闿運責備的《哭庵傳》,即作于母親去世之年。而易母歿后至于贏得士林公挽之曰“天下圣母,女中圣人”,其賢聲可知。

        易順鼎生平多“淫詞艷句”,晚年題贈伶人更多下流惡俗之作,冒廣生所謂“實甫近日詩詞,多墮惡道,要其聰明絕世,當筵倚馬,則固萬人敵也” ,樊增祥干脆說他“年事愈長,文字愈下”!栋寺暩手荨ち鶓浽~》是其“淫艷”代表作之一,卻不妨一錄:

        憶來時、提著金縷鞋,刬襪下香階。似流云吐出,一輪華月,光照樓臺。渾把春風帶到,沿路牡丹開。香自伊懷里,暗撲儂懷。    底事佩聲又遠,早知人性急,故要遲回。甚工夫未破,猶待小鬟催?舷鄳z、停辛佇苦,為驚鴻,費盡魏王才。還只怕、空言少據,定所難猜。

        憶坐時、端正不夭斜,故意遲些些。但焚香掃地,莫思閑事,誤了年華。儂學善才童子,甘拜九蓮花。才把雙鉤捻,暈起微霞。    朋比薰爐妒何意,任海棠紅綻,懶去看他。怕起來時,略略有些麻。記憑肩、吹笙花底,故嗔人、壓損畫裙紗。方錦褥、鎮常親近,軟玉無暇。

        憶食時、初竟曉梅妝,對面飽端詳。是天生兩口,甜恩苦怨,總要同嘗。還把檀郎二字,細嚼當檳榔。漱水休傾卻,中有脂香。    聞道別來餐減,只相思一味,當作家常,想瓠犀微露,剔著盡思量。恁桃花、煮成紅粥,早拼他、心里葬春光。儂只夢、胡麻飯否,不夢黃粱。

        憶眠時、鳳帳掩嬌顰,臉印枕痕新。任金釵壓扁,羅衫摺蹙,休喚真真。只恐和人和夢,都化作梨云。夢里何滋味,猶咽香津。    那日回廊中酒,有猩紅萬點,鋪做重茵,被檀奴欺負,偷解茜紗裙。甚東風、相扶不起,被春愁、困了柳腰身。憑仗著、三生恩眷,消受橫陳。

        憶立時、初出繡幃中,偏愛畫闌東。正傷春人獨,落花微雨,歸燕簾櫳。添個小鬟扶著,高下四眉峰。遮卻湘裙半,一樹嫣紅。    曾似羽林夜約,累卿卿久待,酸透雙弓。斗腰支誰俊,私語更喁喁。愿天憐、比肩人瘦,把雙魂、吹化海棠風。還記否、柳綿撩亂,驀地相逢。

        憶去時、紅浪漲衾窩,一半淚痕多。把蘭心玉體,通宵贈遍,重贈秋波。指點畫樓珠箔,明日是星河。留著飛龍骨,甘為伊拖。    若道夢中遇也,卻分明換得,鳳帊香羅。便生涯是夢,夢肯再來么。送春歸、一天花雨,問何人、禪榻伴維摩。從此后,凄年苦夜、細細消磨。

        不懼污人眼目擇錄于此此詞,正為其“癡”得讓人痛。詞人根性中還真有一分憨,所謂“一生崇拜只佳人,不必佳人于我厚”(《數斗血歌,為諸女伶作》),卻因此陷入了“迷”?上Э蓱z如此華麗美才輕拋卻,癡癡守候一顆根本沒有可能的空花幻果,“天生才子供何用,點綴群花足解嘲”,若說“餓夫夢飯” 飲鴆止渴,易順鼎可算做到極致——他本就有幾分走極端的性格。例如他的苦孝滅性,不僅母喪“涕淚如膏”,1906年父親去世,四十九歲的易順鼎同樣“苫塊積苦風濕,病絕復生”。

        而且,眼尖的讀者必能明白,易順鼎的“六憶”實出于虛構,設若更有讀者癡過易君,以為此種癡纏能夠療救人生,正是著魔不淺。倘若生活中真有如此“艷遇”,他不會如此絮叨,猶如他筆下暮年多少與坤伶的“目成”都是一廂情愿!岸髦啬芙绦悦p,節危轉見神明定。不得紅顏一死來,英雄萬古都無主”,此人實在倒是個理想主義者。

        這才是其才華與性情真可憐人處。

        這才情與癡憨并觀,總能讓慧冶獨具的局外人生出心疼:都道梅蘭芳能夠于藝苑名聲鵲起,跟易順鼎《萬古愁曲》之極力揄揚有關,而“梅深感之,病中饋珍藥。既歿,致重賻,哭祭極哀”、因此被稱為易之“晚遇”——許為同樣敏于情,梅蘭芳還是懂得易順鼎“無行”可恨背后還有一絲真誠與厚道:“情及倡優”(王闿運語)固有濫情嫌疑,卻也保證了并非流于把玩。易順鼎的確不會也不擅玩世、他真正玩弄的只是越來越面目模糊的自己,所謂“名士一文值錢少,古人五十蓋棺多”(易著《買醉津門雪中》),可憎可笑之外,骨子里更有可傷可悲。

        王森然同樣懂他“字里行間情深一往”,于是體諒他“民國以來,以滿腔幽憤,一寄之於金樽檀板之間,舞衫歌扇,到處留情”,所謂“人生必備三副熱淚,一哭天下大事不可為,二哭文章不遇識者,三哭從來淪落不遇佳人。此三副眼淚絕非小兒女惺忪作態可比,惟大英雄方能得其中至味”,然對其“奢淫驕妄,肆無忌憚”種種淺薄處也并不諱言,終究對此“民初狂士”兼為“近代杰才”者不忍厚非。

        也因此,盡管“名士畫餅”(岑春煊彈劾易順鼎語)作為易氏“一生最著之典”并非全為污蔑,1896年援臺不成他畢竟留下了《四魂集》,“痛哭珠崖原漢地,大呼倉葛本王人”(《寓臺詠懷》)、“但使天留人種在,珠崖還作漢神州”(《津舟感懷》)、“兩河忠義旌旗在,萬福威名草木知”(《臺舟感懷》)……作為詩人,他血性飽滿。

        也因此,《數斗血歌,為諸女伶作》中他別有傷痛,“誰知中華祖國五千余年四百兆人之國魂,不忍見此暗淡腐敗無聲無色之乾坤,又不能復其璀璨莊嚴有色之昆侖”,天地間十分“清淑靈秀”之氣,他寄希望只在梨園。此詩成,據說笑唾有人,惟樊增祥嘆為“神童之才,實不可一世” 。他到底懂他。

        也因此,多少有幾分“道學家”面目(所謂“新宋學”)的錢基博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中議論易順鼎,并無道及癢處、痛處,還是失于粗枝大葉了。

        可發一哂的倒是,如此易順鼎居然類似樊增祥之“性不食肉”,堅持長齋持素,“記取僧樓聽雪夜,萬山如夢一燈紅”(《丙戌十二月二十日雪中游鄧尉》)。如下也是他的好句:“苦禪退步早商量,空色人天一道場。畢竟溫柔多恨海,英雄須住白云鄉”。易順鼎不是不明白“世間死法思量遍,上策無過近媚豬”有多“荒唐”,然后何必用“滿紙荒唐言”排解無聊?那又何曾真能排解?所謂“當下現成”的大徹大悟、從來無非扎扎實實就地背起苦海、而非“余年愿乞匡廬住,粥飯芒鞋一病僧”所能完成、遑論“即空即色都參透,愿對花王理梵王”這種皮相大話。

        1896年從臺灣、廈門“抗戰”鎩羽歸來的易順鼎還在書寫《江上看花歌》,“三十余年看春水,東風吹人人老矣。但愿花開我先死,但愿死便葬花底”!白髡咝心耆,尚不忘少年才子語耶”?與易情誼匪淺的陳三立對《衡岳集》的批評是中肯的,“廬山以后之詩,大抵才過其情,藻豐于意” ,此類濫情乃至矯情,實則源于一種丑陋的自我炫耀。光緒二十五年三月廿六日(1899年5月5日)《湘綺樓日記》嘗載“得易仙童書,純乎賈寶玉議論”,是年易已四十二歲。這“生而穎敏,錦心玉貌,五歲能文,八歲能詩。長益美麗自喜”的“仙童”據說年甫六十猶自偷學少年不肯留須,且時時“以粉涂面”,至于樊增祥調侃以“極知老女添妝苦,始信英雄本色難” 。易順鼎的受業恩師張之洞,評論其《廬山詩錄》道是“神龍金翅,光采飛騰”、“作者才思學力無不沛然有余,緊要訣義,惟在‘割愛’二字。若肯割愛,二十年后海內言詩者,不復道著他人矣” ,一代名臣風雅主持,見諦至此名不虛傳。

        《丁戊之間行卷》自敘中,易順鼎也曾模擬古來今往的圣賢聲口,抗言“道德功業,降而至于文章,技藝之末者哉”;甚至暮年《<清代閨閣詩人征略>序》尚道“溫柔敦厚四字能治萬世之性情”。 然這發言不真誠。之后至死易順鼎堅持“無才,不如死”。依其聰明,他不可能聽不懂王闿運、陳三立、張之洞的告誡,他真的至死放不下自己、至死迷戀自己一分小小長才不肯“割愛”!昂蒙灰钡那嗍窅涸u 縱也道出此人幾分放舍——然而為“色”放舍怎么可能?何況“中年而后宜醇酒”,暮歲他的華才盡皆因色欲而催發,失卻早歲那份清純無邪怎能不墮入魔道:

        銀屏夢入江南遠,桃花落盡無人管。何處避春愁,小紅樓上樓。    鈿塵飛不住,惆悵芳驄去。才隔一重簾,便同千萬山。(《菩薩蠻》)

        人性鍛造本就是一逆流而上的過程,不進則退,刻刻放松不得,此于仙才麗質易順鼎的暮年頹唐,看得最清:

        閶門往事最傷神,夢影如煙記未真。

        惆悵山塘好流水,送春更送送春人。

        是詩寫于1888年五月初二,易順鼎年方三十,他的下坡路那時尚未開始。

        二、戒之在得?“吏才”樊增祥

        樊增祥某種程度與易順鼎似恰好相左,其詩在清末民初雖例稱驚才絕艷,歡娛能工,有《前后彩云曲并序》名噪一時,日常行止卻恪守禮法,甚至天生“性不食肉”——“肉食堪憐骨相乖,閉門旬日學清齋。江鄉四月初生筍,強飯須逢謝豹來”,無疑此處有某種道德信念的持守。民元之后又嘗自題六十七歲道裝小影“朝家若問陶弘景,六月松風枕簟涼”(1912)寄托幽懷。陳衍輯《師友詩錄》以樊詩多而難選,欲于往來贈答之外獨選其艷體,所賦理由則尤為新異:

        后人見云門詩者,不知若何翩翩年少,豈知其清癯一叟,旁無姬侍,且素不作狹邪游者耶。

        據說“知者謂此語實錄”,道是樊增祥“居常服膺宋儒玩物之戒,公事未畢,不讀書觀花;及退食蕭然,綠茗一杯,石葉數片,清飲抱膝,入興成章”。同時又是“好聞鼻煙,須煙染成一色。手指極不潔,衣冠污穢”  。似清絕與韜晦都極有功夫者 。

        跟“寄情聲色”(或寄情“雕蟲之事”)的易順鼎不同,樊增祥也有所“寄”,但所寄在“意”,他生平富藏書、又多書畫碑帖之屬,自況“意不能無所寄。聲色服玩,非性所嗜;此事差以自娛。若值攻取之場,赴功名之會,視此物猶敝屣耳。吾寧作(顧)虎頭癡哉?”此語的確更像出自道學先生、而非艷冶才人。這位青壯年時期嘗獨身十七載不近女色的詩人有詩告誡納妾之晚輩后生:“樊山詞筆擅風華,一世曾無稱意花。冰簟銀床涼雨夜,人生無過獨眠佳”。此種有趣的“言行分離”表現為一種時代風氣或文人性情,錢基博嘗舉章太炎與胡適為例,謂“章炳麟制言未嘗不平正,爾舉止偏若佯狂。胡適律己未嘗不謹篤,而論議僻好新奇”,因此告誡“輕薄少年,慎無以增祥為借口也”。

        盡管吟詩做賦天才過人,隸事能精、致力能久,近代文化史上,艷體自喜的樊增祥留下的政聲卻更好過詩名,以“能干吏”名,庚子(1900)前后慈禧當政,罪己、變法等數詔皆出樊之手筆,所謂 “縱橫有機智,五官并用,筆舌所至,顛倒英豪,雕繪萬象”。聽訟明決,片言折獄,頗負一時請望,“為政尚嚴,而宅心平;所遇大吏,皆推誠相與”,才具與心地都很不壞,其“達于吏治”能夠至于“歷權諸煩劇,皆有能名,重儒勸學,嫉惡愛民”  :

        每聽訟,千人聚觀;遇樸訥者,代白其意,適得其所欲言;其桀黠善辯、以訟累人者,一經抉摘,洞中窾要,皆駭汗俯伏,不得盡其詞;乃從容判決,使人人快意耳止。以故所至良懦懷恩,豪強屏息,而于家庭釁畔,鄉鄰爭斗,及一切細故涉訟者,尤能指斥幽隱,反復詳說,科其罪而又白其可原之情,直其事而又擿其自取之咎,聽者駭服,以為诇察而得,實則熟于世情,長于鉤較,因此識彼,聞一知十,凡所侔揣,無不奇中。每行縣,一馬一仆,裹糧往返,不費民間一錢。其治盜,皆身自捕逐,立就擒縛,嘗謂人曰:“作吏最苦!臨事貴速,若晝寢夜宴,寄權于人,其所亡失,不知凡幾矣!

        如此莊諧并茂,敏妙中竅,晚清的能吏較之“人民公仆”,更為清廉,也更為能干。追求“謀國誠工,謀身誠拙”的文化傳統因何蛻變為“謀國誠拙,謀身誠工”,自然值得反思。

        樊山之學,實有經學、理學根柢,科舉恩養出的進士并非毫無可取之處。樊山《送陜西高等學堂學生留學東洋序》如此立言:

        先圣先入大抵責己不責人,務實不務名,愛國不愛身,計功不計利,今之謬論專責政府,指斥朝廷。及問客何能,則然無具。所謂新學者獵皮毛而已,志富貴而已。不得富貴則怨望怒罵而已。幸而富貴,則亦甘為人役而已。

        同文中更以國恥不遠、大辱日臨勉勵這些行將出洋的青年學子“我不若人,惟當自奮,不當自餒,即稍能趨步,人益當自勉,不當自足”。樊氏又嘗自嘆深感國是日頹、獨木難支:

        天下事所以不振者,蓋壞於名存實亡四字。屬員以是敷衍上司,外吏以是敷衍京朝,官自辦新政以來,取民之財數倍往昔,而實事求是者寥寥無幾。吾儕此時作官,惟有我盡我心,我行我法而已。(《批淮安府稟》,《樊山政書》卷二十)

        天命有自的擔當來自一種流傳久遠的文化記憶。時譽稱樊“達官兼名士”(鄭孝胥語),一代能吏自然可視詩為小道,然不妨樊增祥同時自負一代詩伯。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曾錄邵鏡人《同光風云錄》所載逸事如下以見其性情一端:

        某甲自負能詩,每對增祥誦所作,增祥不耐,一日嗤以鼻曰:“君詩多不協韻,且誤用故事,于他人尚不應如此,矧向余賣弄,尤可不必!奔酌姘l赤,謝曰:“小子學殖荒落以致此也!痹鱿閾嵴瓶裥υ唬骸疤餆o一草,不得言荒,樹無一果,奚所用落。君胸無點墨,猶之無草之田,無果之樹,何荒落之有!奔撞粍賾M,發怒,增祥不顧也。

        因此,出自“樊山”老人的激賞與表彰,寧為輕易耶?

        樊增祥晚節為財所累、至被后輩誵為“文漸頹唐只為貧”、“潤金兩字誤先生”,錢基博所謂“未能戒之在得”。

        《論語·季氏》稱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的確,跟一生“拒絕長大”的易順鼎的張揚放任相較,樊增祥的審慎克制倒似乎顯得生下來就老了。老境頹唐無關英雄遲暮,古人“蓋棺”方有定論正見得人性的薄脆、艱難與多變難久。鑒于《世載堂雜憶》作者劉成禺的黨派立場,書中關于《樊樊山之晚年》未免竭力丑詆,道其為謀一官而先媚項城(袁世凱)、后諂黃陂(黎元洪),未必全部當真、卻也值得參考。民國七年(1918)徐世昌為大總統,樊增祥等又上賀表,樊氏有賀詩致徐云:

        明良元首煥文階,會見兵戈底定來。四百與人齊署諾,爭扶赤日上金臺。南北車書要混同,泱泱東海表雄風。七年九月初三夜,露浥盤珠月(韋+長)弓。

        詩道至此,情何以堪?!詩伯凋零,在在堪驚。

        庚申(1920)端午前后,即將去國的詞媛呂碧城(1883-1943)于費樹蔚等人泛舟石湖,著有《滿江紅》,“漢月有情來海嶠,銅仙無淚辭瑤闕”,她將此詞寄給樊增祥。樊回贈兩首賦答之作,其一為:

        玉水東流,淘不盡,昆明灰劫。驚宇宙、將軍之號,文雄飛檄。河朔鴟張節度九,門墻狗共孩兒十。嘆魔王、五百擾人間,天為赤。    天津樹,多鵑血。長安市,多虎跡。有朱陽新館,通明徒宅。楊柳門闌人不到,桃花源水誰相覓。只北樓、重過萬枝燈,釵聲寂。

        呂碧城此次赴美之前,更曾將自家續刻詩集送給樊增祥,請其題句。于是樊增祥有《鷓鴣天》之作:

        縹緲飛樓現碧城,又玄集比極玄清。盤中珠轉光難定,卷里香多蠹不成。  絲宛轉,玉玲瓏,紫簫能學鳳凰鳴。只憐蕙子英靈手,獨抱璇璣海外行。

        平心至論,水平都稱勉強。 “波潮不避貪新學,骨肉無多念老人”(樊氏《得圣因紐約書卻寄》),呂碧城對樊增祥或許出于早歲排解家難、援手孤寡并一再稱賞推許的感恩與知遇, 看來的確對他保有一份純真的感情,身在海外亦常書來信往。和樊山以上著作差近,如下這首《寄酬圣因美洲》,水準同樣顯得很是平淡:

        海西真現美人云,也似昆侖訪道勤。杏子眼空天下士,櫻桃口熟六朝文。蒐求異國新知見,根柢中華舊典墳。何限須眉守妻子,乘風萬里孰如君。

        樊增祥雖然身后遺詩三萬首,卻幾乎都讓人有類似的感覺,饒是“落筆必典瞻,中年越崢嶸。才人無不可,皎若日月明。春華終不謝,一洗窮愁聲”(鄭孝胥和詩),“聰明清切,便於初學取為門徑”(《樊樊山詩集》前言)或亦實情,卻難得一分刻骨的感動、甚至深切的印象,爛錦眩目,卻讓人魂魄里不愿依依親近。

        何以故?明眼人實都見得切,所謂“刻畫工而性情少,才藻富而真意漓”(汪辟疆《近代詩派與地域》)、斯正與其“胸有智珠,工於裁對”同在。錢基博“骨力未遒,意境欠深”的遺憾,這秘密不妨同時就從易順鼎詩文中找。

        盡管樊增祥晚歲同樣嗜好艷體、狹斜梨園,“壞名聲”與易順鼎不相上下,然此“內行篤定”、持躬清謹人,此類寫作就“動人”程度言,卻在易下——此便是“詩學”的妙處,必須真誠,即使是荒誕荒涼荒唐的真誠,所謂真性淋漓,有一絲造作與偽飾,真心明眼人就品出了為文造矯情——夏敬觀《忍古樓詞話》道是“樊山艷冶,至老尤然。然實甫詩詞,多可傳之作,文品實較樊山為高”  ——其要訣即在是。這于前文征引樊詩,已經明明白白。樊增祥幾乎總是站在情外寫艷,正合其客觀、精明又有幾分淡泊、單薄的天性,“整密工麗”中總現出過于節制的“把持”,現出所謂“心能超覽,文無苦語,雖感深蒼涼,而辭歸綺麗”(錢基博語)。湘鄂兩才子,相去又有如是者?這一點甚至樊增祥本人同樣心知肚明:

        大抵詩貴有品。無名利心則詩境必超;無媢嫉心則詩界必魔;無取悅流俗心則詩格必高;無自欺欺人心則詩語必就能解;有性情則詩必真;有材力則詩必;有福澤則詩必腴;有風趣則詩必雋。

        如果說樊增祥“生平以詩為茶飯”(《光宣詩壇點將錄》)亦屬實情,易順鼎卻是“生平以詩為性命”——無論他的性命是華麗還是污穢,他只是任其珠玉雜陳、泥沙俱下。此人可愛在此,可憎在此。

        呂碧城與易順鼎同樣有不俗的過往。曾與之生前通函討論“女子綺語”問題,死后更稱頌易著《子夜鬼歌》“自別世間人,都忘世間物。世間有太陽,知是紅與黑”為“設想之奇,悲痛入骨”  ,能讀懂晚年惡名昭著、 “接倡優則如飲食不可廢”  所謂風流才子“悲痛入骨”,實則緣于一種性情上的類似。呂碧城終其一生“奇哀入骨”,深層原因不同樣根于“情·才”過人?這是人世必然“高處不勝寒”的寂寞由頭。情才過人之人卻最不可能通過自取下流獲得生命安穩。易順鼎就是絕好例證。

        天賦性情之外,清末民初最具盛名的兩位“艷體”名家風格迥異,不能不說多少關乎童年際遇:

        易順鼎不僅出身宦門,十五成婚,十七中舉,弱冠即納小妾二人,他更有一位同樣才華勝出、頗具莊子風味的父親易佩紳,官至蘇州布政使。這位父親曾偏激地認為“游狹斜”至少好過吸毒與賭博,因為后者“稍雅,稍清”、“與其戀一竹簡,何如戀一女色?與其取人之金錢與己,何如以己之金錢與人”、甚至“與其有刻薄成家之子,毋寧有敗子”。然從太平之役軍中能有詩“幾回殺賊翻流涕,賊亦蒼生大可憐” ,易佩紳此種胸次,亦是情種之言,難怪解官歸鄉之后他自命“我豈違天作戮民,拂衣解組歸田園” ,何怪兒子年紀輕輕即有“樂天即是神仙福,傳世原非將相名”、“三十功名塵與土,五千道德粕兼糟”這樣的輕率與張狂。

        樊增祥則出身將門,祖上七代均以武功顯名,父親樊燮掛印總兵世襲一等輕車都尉,卻因沒有功名而為炙手可熱的當紅舉人師爺左宗棠(時在駱秉章幕)所輕并因此丟官。增祥出生已在家道中落之時。樊燮發憤教子,家規至為苛嚴:起樓為書房,重金延聘教讀,每日治饌“必親自檢點,具衣冠,延先生下樓坐食,先生未下箸者,即易他品”;燮并令兩子皆著女服,“考秀才進學,脫外女服;中舉人,脫內女服,方與左宗棠功名相等;中進士、點翰林,則焚吾所樹之洗辱牌,告先人以無罪”——實是動心忍性之人、所謂善于用“辱”者!正是此種“貧賤日久,閱歷世故三十于年”的個人歷練,方造就了樊增祥獨特的“吏才”:“其于物態詭隨,情偽百變,無不揣摩已熟!

        或為為家境苦寒的劃痕過深、“貧賤日久”的樊增祥筆下也因此經常帶上些無法遮掩的“傖夫”氣、他的艷與情無論如何都有風塵仆仆一臉苦辛,是如《冬日山行絕句》之類、倒更見其民間風味與“吏才”本色——也許惟有此刻,他為智所掩的真情、才情不自禁:

        雪地敲門借火烘,松皮燒火芋魁紅。行人爭及田家樂,細布香秔過以冬。

        露堠霜橋取次看,冰天袴褶不離鞍。何須更飲長城馬,才向人間說苦寒。

        再如被武進王春渠所集《當代名人書林》列居首席的《謝午詒送香米二絕句》:

        瓦甑炊香顆顆圓,稱余老圃薦新蔬?谙闫呷辗里L粥,只得瀟湘江稻無。

        天廚蘭橘亦尋常,唯水先生作計良。省識世間饑下飯,砂鍋糙米也奇香。

        世間人稱頌其詩“光華富麗,瑰奇鮮麗,陸離光怪,光芒萬丈”(王森然語)——卻不覺得其美艷在色在表,若于情分上言、蘊藉中求、卻未免格調卑下?!

        而任性荒唐的易順鼎,天放天收之下,放浪不羈之外卻更有一分來自天賦的貴氣。不妨錄示他著于18歲之前的《夜坐曲》:

        瘦蝶眠花抱孤夢,星河倒射簾波動。茶煙輕飏掩斜門,滿院蟲聲出苔縫。鴨爐香殘篆痕小,秋魂如絲月中裊。梧宮落葉一尺深,喚起西風深夜掃。

        無獨有偶于易順鼎的“六憶詞”,樊增祥甚至干脆寫了一本《十憶集》,盡管他唱和的是宋人李元膺的《十憶詩》,四唱“憶行、憶坐,憶飲、憶歌,憶書,憶博,憶顰,憶笑,憶睡,憶妝”之外,又“廣十憶”再著“憶羞,憶倦,憶嗔,憶喜,憶浴,憶食,憶潔,憶香,憶學,憶繡”。姑且錄其原唱以見其艷情立腳處:

        相攜女伴踏青回,歷亂蓮蹤印苔綠。只有檀奴渾認得,最纖纖是玉娘鞋。(行)

        習靜耽書出戶稀,玉茵溫暖繡簾垂。除非鸚鵡呼迎客,才肯抬身隔幔窺。(坐)

        蓮子深杯上口甜,小桃雙頰露紅酣。尋常不道相思酷,倚醉含嬌說二三。(飲)

        解唱蕭郎自作詞,教人緩按玉參差。詞中與妾相關處,減字偷聲出口遲。(歌)

        鸞箋小疊報平安。想見姜芽嫩玉寒;ㄈ~往來無限事,背人書寫背人看。(書)

        南唐金葉亦何為,入骨相思愛四緋。明賭紅羅十床被,蘭心暗卜遠人歸。(博)

        閑情無那上眉頭,桂葉雙描滿鏡秋。欲得郎憐嬌不語,手拈裙帶學春愁。(顰)

        驚喜芻尼報好音,春愁無復到眉心。不知閑坐思何事,忍俊低鬟自不禁。(笑)

        浥浥熏爐搭繡裳,了無聲息但聞香。不容白日分明看,深夜移燈照海棠。(睡)

        眼重眉褪鏡菱前,雪白花紅洗面天。臥看梳頭誰解得,未施脂粉最天然。(妝)

        有此對比,無需對樊、易差異再說什么。樊增祥的艷情,艷而不情,因此更在易下。他差一頭地也在那份無法將自己真正放舍,過于追求緝裁巧密的文字精工。雖然少有的某些意興飄灑時刻,他的詩也會不在停留于美麗、而流溢出感動:

        可是神仙王子喬,夜游燕市紫騮驕。天邊玉女年年淚,地上銀河處處橋。夫婦有情如此水,古今無價可憐宵。上京歌舞人如海,勝看錢塘八月潮。(《都門七夕》)

        差異種種如上,時論不僅在詩詞品第、德行實踐上甚至更有“樊不如易”之說。蓋“易遇事暢言不諱,且不輕於謗人,而樊則往往今日責人,明日則自蹈之”。舉例則民初改元易先行出仕,樊以遺老居海上,寄句“知否故人滄海意,斜簪散發伴閑人”自詡高尚——也許正是那張道士裝照的寫照——未幾同樣應召出山,改稱“民國時代無所謂貳臣” 。識者每謂樊此時之出入權衡無非在于厚資華吳、官之易為與否的權變與時務、確未戒“得”、然身蕭條未因未戒而“得” 。

        此適為“才難”。詩人與時局彼此傷痛。此人早年,卻正以“廉潔己,寵泊寡營,盅粹蘊藉,事親以孝聞” 著稱啊。

        三、余韻:一為文人不足觀?

        作為近代第一部“現代中國文學史”作者,錢基博何以竟而要稱其著述為“一軼現代文人之懺悔錄”?“女用色媚,士用文淫,所操不同,惑志一也”,今日讀者,何可樹之以“女權主義”大旗?此必質之以“民不見德,唯亂是聞。高文動俗,徒快一時”方見錢叟苦心孤詣。傳統中國固為數千年“文勝”之國(嚴復語),此“文”卻非當下“文學”之謂!拔膶W”古意本含溫克復己而非僅僅發抒情性——或者說,“文學”之情性本當“推情合性”。盡管這“推合”之間往往需要更高的造化、修養、技巧。而非僅“進取圖強者以文藝相號召以圖變革,與世疏離者則以文學自娛” 。古典文明尤其歷來以“圣賢學-學圣賢”為其根本特質的東方文明,處處推合性情講究教化,同樣無非看透。教育的本質難道不應該首先體現在“改變氣質”?即使不能“轉世”,至少不必“為世轉”、“為物移”:“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荀子·非十二子》)

        作為千年“文勝”之國(嚴復語)“溺志詞章”曾經作為中國舊式教育的通病在清末民初亡國滅種的現世危機中大受抨擊。例如與“詞章之學”有所相應卻絕不一致的“義理”在1898年京師大學堂(即北京大學前身)開辦前后在彼時帝國君臣的圣旨、奏折中均得以凸顯:

        以圣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于時務者,實力講求。(《光緒二十四年二十三日為舉辦京師大學堂上諭》)

        先課之以經史義理,使曉然于尊親之義、名教之防,為儒生立身之本;而后博之以兵農工商之學,以及格致測算語言文字各門,務使學堂所成就者,皆明體達用,以仰副我國家振興人才之至意。(孫家鼐《奏大學堂開辦情形折》)

        1902年張百熙奉旨復辦因庚子事變毀壞的京師大學堂,經由“上溯古制,參考列邦”而重新擬定《京師大學堂章程》,此際與政治、格致、農學、工藝、商務、藝術鼎足為七分之一的“文學”一科,又具體分成七目:經學、史學、理學、諸子學、掌故學、詞章學、外國語言文字學。 1903年頒布的《大學堂章程》將“文學科大學”分為九門:中國史學、萬國史學、中外地理、中國文學、英國文學、法國文學、俄國文學、德國文學、日本國文學。而“中國文學門”的主要課程則包括“文學研究法”、“《說文》學”、“音韻學”、“歷代文章流別”、“古人論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四庫集部提要”、“西國文學史”等十六種。至于1917年北京大學中國文學門的課程表中,除卻第一、第二外國語這類“公共課”,課業至少包括中國文學、中國文學史、文字學(聲韻、形體、訓詁)、希臘羅馬文學史、近世歐洲文學史、哲學概論、美學。已經相當接近于目前“中國語言文學系”的課程設置——也是之后中國大學“中文系”課程設置的基本思路或模式,卻遠遠不同于1898年京師大學堂成立時的初衷。素來慣稱“東南之學,自有淵源”的南京高校,1932年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課程表雖偏重古學、中學,基本框架要亦如此。然饒是1903年張百熙、張之洞等人《學務綱要》中對于“中國文辭”的意義,也只能見到“中國各體文辭,各有其用。古文所以闡理紀事,述德達情,最為可貴。駢文則遇國家典禮制誥,需用之處甚多,亦不可廢。古今體詩詞賦,所以涵養性情,發抒懷抱。中國樂學久微,借此亦可稍存古人樂教遺意”:

        近代文人,往往專習文藻,不講實學,以致詞章之外,于時勢經濟,茫無所知。宋儒所謂一為文人,便不足觀,誠痛乎其言之也!

        抑或因為張之洞本人的性情氣質(他畢竟是清貴出身的“探花郎”),這份《學務綱領》對“中國文辭”的看重還是值得摘錄,至于“文辭”標準之“但取理明詞達,不以雕琢藻麗為工,以清真雅正為宗”尚屬第二義問題:

        黜華崇實則可,因噎廢食則不可。今擬除大學堂設有文學?,聽好此者研究外,至各學堂中國文學一科,則明定日課時刻,并不妨礙他項科學。兼令誦讀有益德性風化之古詩歌,以代外國學堂之唱歌音樂,各省學堂均不得拋荒此事。

        作為“詞章之學”的訓練或說教育在當代“中文”中的缺失,缺失的并非模擬創作的“寫作技術”,而是某種潛移默化中形塑的人格質地與人生品味。即使被士林認為“八十美人”的樊增祥,對于“光緒中葉,新學日昌,士以詞章為無用”所引發的問題,感喟依然定格于“古所謂道性情,體物象,致諷喻,紀治亂之作,見亦罕矣”(樊著金松岑《天放樓詩集》跋)。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征引黃遠庸(1884-1915,江西九江人)“文藝觀”,雖未必足為“現代文學”代表,其偏激無稽亦足觸目驚心:

        文藝家之能獨立者,以其有人生觀,人生觀之結果,乃至無解決,無理想,乃至破壞一切秩序法律及世俗之所謂道德綱常,而文藝家無罪焉。彼其職業在寫象,象如是現,寫工不得不如是寫,寫工之自寫亦復如是。故文藝家第一義在大膽,第二義在誠實不欺。技之工拙,存乎其人,天才亦半焉。吾國人之文學家好稱文以載道,而所謂古文學者,十有七八如此。大抵論教必尊孔,論倫理必尊禮教,論文必尊所謂古文,皆吾所謂專制一孔之見,其于今日決當唾棄。

        此語足為一切新舊“文人”戒。呂碧城深為服膺的凈土宗十三祖印光法師針對“圣賢之學,未有不在起心動念處究竟者。近世儒者,唯學詞章。正心誠意,置之不講。雖日讀圣賢書,了不知圣賢垂書訓世之意。而口之所言,身之所行,與圣賢所言所行,若明暗之不相和,方圓之不相入,遑問究及于隱微幾希之間哉”的感嘆 ,于傳統中國原本基本可算作常識!敖兰夜Ψ▽煛保愔茏訌堉胥懻Z)陳攖寧先生亦嘗論歷來人讀《莊子》“上乘者襲取其精神,中乘者摹仿其格調,再次者搬運其詞藻” ——此語寧可不為“治理文學”者如何避免“買櫝還珠”的尷尬處境戒?

         

        〖作者簡介〗秦燕春,畢業于北京大學,始修西醫,后治文史,獲博士學位。目前為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有《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袁氏左右》、《青瓷紅釉》、《問茶》等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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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氏著《易順鼎先生評傳》,轉引自《琴志樓詩集》,頁1452、147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2﹞氏著《易順鼎詩文集》,頁1263,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

        ﹝3﹞見易宗夔《新世說·文學》,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4﹞易順鼎《琴志樓詩集》,頁725-726。諸評見錢著《現代中國文學史》,頁245。

        ﹝5﹞樊增祥《琴志樓詩錄》附識,轉引自陳松青《易順鼎研究》,頁202,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6﹞轉引自陳松青《易順鼎研究》,頁217。

        ﹝7﹞鄭逸梅《文苑花絮》,頁153,鄭州:中州書畫社,1983年。

        ﹝8﹞王闿運《湘綺樓詩文集》,頁838。長沙:岳麓書社,1996年。

        ﹝9﹞王闿運《湘綺樓日記》光緒八年(1882)八月五日條,頁1133,長沙:岳麓書社,1997年。

        ﹝10﹞轉引自陳松青《易順鼎研究》,頁261。

        ﹝11﹞文見《湘綺樓詩文集》,頁839。

        ﹝12﹞轉引自陳松青《易順鼎研究》,頁260。

        ﹝13﹞轉引自陳松青《易順鼎研究》,頁9-10。

        ﹝14﹞收入《琴志樓詩集》,頁1439。

        ﹝15﹞呂著《蝶戀花》,見《呂碧城詞箋注》,頁106。

        ﹝16﹞易著《漫感四首》,《琴志樓詩集》,頁3。

        ﹝17﹞王闿運致易順鼎函啟,文見《湘綺樓詩文集》,頁838。

        ﹝18﹞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第五編《藝事·易順鼎》,頁1828,中國書店,1984年。

        ﹝19﹞分見《實甫以貧屈志》,《上梁士詒函》,《易順鼎詩文集》頁1922、1744。

        ﹝20﹞易佩紳《雜敘疊用真一子韻八首》,轉引自陳松青《易順鼎研究》,頁79。

        ﹝21﹞易順鼎《魂南記》,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22﹞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第五編《藝事·易順鼎》,頁1828。

        ﹝23﹞易氏家族迷戀扶乩的事跡相當著名,參見陳松青《易氏一家的乩筆詩》,收入氏著《易順鼎研究》。不妨說這也是同樣深陷此道的易順鼎得名“仙童”的原因之一。

        ﹝24﹞《倚霞宮筆錄》卷一,癸巳十月二十七日,轉引自陳松青《易順鼎研究》,頁300。

        ﹝25﹞參閱王森然《易順鼎先評傳》,《琴志樓詩集》,頁1457。

        氏著《小三吾亭詞話》卷三《易順鼎天才》,轉引自《易順鼎詩文集》,頁1957。

        ﹝26﹞轉引自王森然《易順鼎先評傳》,《琴志樓詩集》,頁1468。

        ﹝27﹞高旭贈易詩,《丙辰燕游草》,轉引自王森然《易順鼎先生評傳》,《琴志樓詩集》,頁1474。

        ﹝28﹞《安盤守意經》康僧會注序!栋舶闶匾饨洝方洶彩栏擤z安息國王太子。此或為東漢入東土譯經第一人)譯出,經康僧會,釋道安下傳漸深,此經后來開了天臺宗。

        ﹝29﹞程頌萬《易君實甫墓志銘》,文見《琴志樓詩集》,頁1346。

        ﹝30﹞易著《田將軍妾張氏殉夫詩》,《琴志樓詩集》,頁49。

        ﹝31﹞良《野棠軒文集》卷二《易實甫傳》,轉引自《易順鼎詩文集》,頁1911。

        ﹝32﹞氏著《易順鼎先生評傳》,《琴志樓詩集》,頁1453、1454、1458、1461、1474。

        ﹝33﹞轉引自王森然《易順鼎先生評傳》,《琴志樓詩集》頁1474。

        ﹝34﹞樊增祥《書<廣詩后>》,轉引自陳松青《易順鼎研究》,頁269。

        ﹝35﹞文見王森然《易順鼎先評傳》,《琴志樓詩集》,頁1469。

        ﹝36﹞轉引自陳松青《易順鼎研究》,頁197。

        ﹝37﹞分別轉引自陳松青《易順鼎研究》,頁278、282。

        ﹝38﹞此語出自樊增祥口。前面尚有“貪財”二字,卻為易氏不肯認賬!昂蒙灰彼麉s大大激賞,或者因此而臨終作詩尚稱樊增祥為“平生第一知己”。

        ﹝39﹞易著《數斗血歌,為諸女伶作》。

        ﹝40﹞見李佳《左庵詞話》,轉引自《易順鼎詩文集》,頁1958。

        ﹝41﹞樊增祥《潛江雜詩》,《樊山集》,頁38,臺北:文海出版社。

        ﹝42﹞參閱王森然《樊增祥先生評傳》,轉引自《樊樊山詩集》,頁2046。

        ﹝43﹞參閱王森然《樊增祥先生評傳》,《樊樊山詩集》,頁2036。

        ﹝44﹞文見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頁235。

        ﹝45﹞文見《樊山政書》卷十四,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46﹞文見是書頁245。

        ﹝47﹞轉引自劉禺生《世載堂雜憶》,頁128,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

        ﹝48﹞呂詞并樊作見《呂碧城詞箋注》,頁90、92。

        ﹝49﹞轉引自《呂碧城詞箋注》,頁532。

        ﹝50﹞參閱拙作《“一個人的情書”:呂碧城及其時代》。

        ﹝51﹞轉引自《呂碧城詞箋注》,頁533。

        ﹝52﹞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頁4772,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53﹞樊跋《天放樓詩集》(金松岑),轉引自王森然《樊增祥先生評傳》,《樊樊山詩集》,頁2039。

        ﹝54﹞呂碧城《歐美漫游錄》“舟渡大西洋”,見《呂碧城詩文箋注》,頁366。

        ﹝55﹞程頌萬《易君實甫墓志銘》,收入《琴志樓詩集》,頁1438。

        ﹝56﹞徐珂編撰《清稗類鈔》“戰事類二·易佩紳轉戰千里”,頁872,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57﹞氏著《百年歌·六十時》,轉引自陳松青《易順鼎研究》,頁407。

        ﹝58﹞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頁234。

        ﹝59﹞氏著《樊山集》,頁33-35。

        ﹝60﹞氏著《琴志樓詩集》,頁4。

        ﹝61﹞《樊樊山詩集》,頁1466-1468。

        ﹝62﹞文見王森然《易順鼎先評傳》,《琴志樓詩集》,頁1469。

        ﹝63﹞參閱王森然《樊增祥先生評傳》,《樊樊山詩集》,頁2036、2046。

        ﹝64﹞錢海岳《樊樊山方伯事狀》,《樊樊山詩集》,頁2053。

        ﹝65﹞氏著《現代中國文學史》“跋”(1933年),見《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錢基博卷》,頁560。

        ﹝66﹞陳松青《易順鼎研究》,頁277。

        ﹝67﹞分見《北京大學史料》(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第一卷,頁43、49,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68﹞氏著《奏籌擬學堂章程折》,《北京大學史料》(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第一卷,頁56。

        ﹝69﹞引文均見張百熙、榮慶、張之洞《學務綱要》,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頁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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