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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寅恪晚年心境與玉谿“傷春”之淚(熊燁)
         發布時間:2015/8/5 瀏覽次數:1457

         

        陳寅恪晚年心境與玉谿“傷春”之淚

        熊  燁

        引 言

        陳寅恪先生1958年春曾寫有《南海世丈百歲生日獻詞》七律一首,尾聯云:“玉谿滿貯傷春淚,未肯明流且暗吞!庇嘤r1982年即已拈出此句,謂:“對陳寅恪先生晚年心境的刻劃再也找不到比這兩句詩更恰當的了,”此說極為有見。但余文以為這兩句詩僅僅表示陳氏“失去了公開痛哭的自由” ,則似尚有未達之一間。胡文輝認為“玉谿滿貯傷春淚”一句“似泛指李商隱詩的傷感風格,借以自比!畟骸赡芴刂咐钌屉[《曲江》:‘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傷春意未多’! 胡氏指出“傷春”古典的這一可能,極為重要。初看起來,陳氏此聯所謂“傷春”確有泛指和特指的兩種可能。如為泛指,則是“傷時例托傷春慣”之義, 古代詩人例借“傷春”以寓“傷時”之慨,陳氏借以自比,實則是說“義寧滿貯傷時淚,未肯明流且暗吞”。若如胡氏以為泛指李詩的傷感風格,則并不準確。如為特指李商隱《曲江》一詩,則其中極可能隱藏了陳氏本人對作為古典的《曲江》一詩的獨特理解,他將古今融會,合并致慨。陳氏以為:“古事今情,雖不同物,若于異中求同,同中見異,融會異同,混合古今,別造一同異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覺,斯實文章之絕詣,而作者之能事也” 。所以如為特指,則“傷春”一聯就正是所謂“同異俱冥,今古合流”的典范。那么,陳寅恪詩中的所謂“傷春”,當同李商隱詩中的“傷春”一樣,必然都應是較之“天荒地變”更為深刻的一種悲哀。如果“傷春”古典的這一特指可能成立,則對于我們理解陳先生的晚年心境至關重要。而無論其為泛指或特指,陳氏此聯的重點,實在乃是“未肯明流且暗吞”一句!皞骸敝疁I所以會有“明流”或“暗吞”的分別,正是代表了詩人特殊的時代處境。余英時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認為此聯極為恰當地刻畫了陳氏的晚年心境。但余氏尚未注意“未肯”二字,陳詩對“傷春”之淚作“明流”、“暗吞”的分別,復再加以“未肯”的表示,此種堅定決絕的口吻,其中所深隱的乃是陳氏最為幽微曲折的晚年心境。從這一點來看,如果“傷春”為泛指,則“玉谿滿貯傷春淚”一句只不過借李商隱自比,至于“未肯明流且暗吞”則僅謂一己之感,并不與李氏發生聯系!皞骸北緸槲膶W史上常見的主題,歷代詩人傷春之作不知凡幾,其中以“傷春”寓寫“傷時”之慨的作品亦復難以數計,所以錢鐘書才說“傷時例托傷春慣”,然而陳氏何以獨舉“玉谿傷春”為比?而且無論從七律尾聯上下句承接繼起的結構來看,還是從句義本身來看,“玉谿滿貯傷春淚”與“未肯明流且暗吞”都不當截然斷裂,以上句兼以擬人,下句獨然謂己。因此,泛指之說實甚難成立。本文即欲論證陳詩所謂“傷春”決為特指李商隱《曲江》一詩而言,且藉此分析陳氏在玉谿“傷春”之淚的古典之中所寄寓的個人身世與時代盛衰方面的奇哀深慨。

        一、古典中的玉谿“傷春”考實

        茲先將此二首“傷春”之作抄錄于下:

        南海世丈百歲生日獻詞

        又題《今年戊戌舊歷二月初五日為康南海先生百歲生日其女羅夫人同璧設祭京寓遠道聞之感賦一律不必投寄也》

        此日欣能獻一尊,百年世局不須論?刺毂倍敷@新象,記夢東京惜舊痕。

        元祐黨家猶有種指新會某世交也,平泉樹石已無根借用李文饒《平泉山居戒子孫記》中“非吾子孫”之意。

        玉谿滿貯傷春淚,未肯明流且暗吞。

        (按:《寒柳堂記夢未定稿·弁言》及吳宓鈔存稿中第六句皆作“江潭騷客已無魂”,且頸聯無自注)

        曲  江

        望斷平時翠輦過,空聞子夜鬼悲歌。金輿不返傾城色,玉殿猶分下苑波。死憶華亭聞唳鶴,老憂王室泣銅駝。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傷春意未多。

        陳寅恪力倡“古典”、“今典”之說,以為“詩若不是有兩個意思,便不是好詩” ,亦即錢謙益所說的“詩文一道,故事中須再加故事,意思中須再加意思” ,且陳氏無論作詩、論詩,皆講求“語語相關,字字有著” ,這造成了寒柳堂詩每苦意深,而在文本方面則缺少直接感發力量的特色,但我們卻也只能以此思路來解讀他的詩歌。

        (一)“傷春”:時代盛衰中的女性悲劇命運

        陳寅恪對于李商隱《曲江》一詩所謂“傷春”自有其理解與共鳴,除去“玉谿滿貯傷春淚,未肯明流且暗吞”一聯以外,寒柳堂詩中還有兩處明確提到《曲江》:一處是1964年所作《題〈小忽雷傳奇〉舊刊本》絕句四首其二:

        贊皇白傅史稱賢,甘露沉冤論頗偏。惟有義山超黨見,傷春詩句最堪傳。

        另一處是1965年《乙巳冬日讀〈清史后妃傳〉有感于珍妃事為賦一律》詩中自注:

        昔日曾傳班氏賢,如今滄海已桑田。

        傷心太液波翻句玉谿生詩悼文宗楊賢妃云:“金輿不返傾城色,

        玉殿猶分下苑波!痹破疖幵~“聞說太液波翻”即用李句 ,回首甘陵黨錮年。

        家國舊情迷紙上,興亡遺恨照燈前。開元鶴發凋零盡,誰補西京外戚篇。

        前一首胡文輝《箋釋》已指出,所謂“傷春詩句”即指《曲江》末句,甚是。李商隱詩涉“甘露之變”而有“傷春”二字的僅有“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傷春意未多”一聯。陳詩意謂李商隱超越了贊皇(李德裕)、白傅(白居易)挾“私嫌”、“黨見”而對甘露之變做出的偏頗評價,其“傷春詩句”才是陳氏最為欣賞,最堪傳述的“詩史” 。后一首中的自注則更明確地表示陳氏以為《曲江》一詩乃是為“悼文宗楊賢妃”而作。結合以上兩種認識,我們可以判定陳氏對《曲江》一詩的理解基本信從馮浩的說法 ,因為《曲江》一詩解者甚眾,異說紛紜,而以《曲江》為傷悼楊賢妃且兼甘露之變而言者,僅馮氏一家!队褙G生詩集箋注》解《曲江》一詩云:

        凡詩須玩其用意用筆,正陪輕重,乃可引事證之。今次聯正面重筆,即所謂傷春,五六 乃陪筆耳。此蓋傷文宗崩后,楊賢妃賜死而作也。楊賢妃有寵于文宗,晚稍多疾,陰請以安王為嗣,密為自安地。帝謀于宰相李玨,玨非之,乃立陳王成美。妃與宰相楊嗣復宗家,及仇士良立武宗,遂摘此事,譖而殺之。詩首句謂文宗,次句謂賢妃,三四承上,五六則以甘露之變作襯,而謂傷春之痛較甚于此。蓋文宗受制閹奴,南司涂炭,已不勝“天荒地變”之恨,孰知宮車晚出,并不保深宮一愛姬哉!語極沉郁頓挫!嗌钗洞苏屡c下章(按:指《景陽井》)楊賢妃之死也,必棄骨水中,故以王涯輩棄骨渭水為襯,實可補史之闕文,非臆度也。四句似亦以棄骨水中,故云分波。

        觀乎《乙巳冬日》詩注,可知陳氏于《曲江》次聯印象極深,或即依馮氏之說,以“金輿不返傾城色,玉殿猶分下苑波”為“傷春”,即以“傷春”為傷于“不保深宮一愛姬哉”。意者當陳氏讀到馮浩據“分波”二字所臆造的楊賢妃“棄骨水中”之說時,想必一拍即合,故留有極深之印象。因為馮浩此種表微發覆的解詩之法,正是陳氏本人所欣賞和實踐的方法,而且馮浩以為其“分波”之說,“實可補史之闕文”,此點亦極符合陳氏“以詩證史”、“以詩補史”的理想 。而更有可注意者,前引兩首陳氏提到《曲江》“傷春”的詩作,乃都是以敘寫女性在世亂之中悲劇命運的故事或史實為觸發的:《小忽雷傳奇》據唐代段安節《樂府雜錄》中的故事改編,主角鄭盈盈(即鄭中丞,中丞為宮人之官)被虛構成甘露之變主謀之一的鄭注之妹,以小忽雷(琵琶)為線索,并雜入白居易《琵琶行》的故事,《樂府雜錄》中還有鄭中丞“以誤圣旨命,內官縊殺,投于渭河”的情節 ;至于珍妃被慈禧投于井中,則更是晚清世變之中女性命運的又一幕悲劇。陳氏之所以對這一主題有如此不衰的興趣 ,和他晚年“著書唯剩頌紅妝”的心境極有關聯。他寫作前引二詩時,《柳如是別傳》已經完成,后者當然更是其所謂“頌紅妝”的絕大著作,而1964年《別傳》的《稿竟說偈》(初稿本所附)中竟也有“刻意傷春,貯淚盈把”一語,胡文輝以為“刻意傷春”即用李商隱《杜司勛》一詩中“刻意傷春復傷別,人間惟有杜司勛”之句 ,這從字面來看是不錯的。然而胡氏也注意到“貯淚”與“玉谿滿貯傷春淚”用語相同,其實“刻意傷春,貯淚盈把”正與“玉谿滿貯傷春淚,未肯明流且暗吞”極為接近,余英時即牽合二者為說 。如果從前面分析的陳氏以“傷春”為悲悼女性在時代盛衰遷變中的悲劇命運來看的話,《稿竟說偈》的所謂“傷春”,對于河東君而言,也是極為恰當的。而所謂“刻意”云者,或許正是《別傳》之“別”的寓意所在,陳氏正是要借“傷春”和女性來寄寓其古今盛衰的無限悲慨。吳宓1961年與陳氏談話后有日記云:“寅恪之研究‘紅妝’之身世與著作,蓋藉此以察出當時政治(夷夏)、道德(氣節)之真實情況,蓋有深意存焉,絕非消閑、風流之行事……! 故在陳氏心中,李商隱的“傷春”之淚,也正是寄寓了他的“傷時”之慨。

        (二)“傷時”:女性悲劇命運中的時代盛衰

        關于“傷春”例寓“傷時”之慨,且常常融入作者個人身世之感,《柳如是別傳》中陳氏分析錢謙益“踏青無限傷心事,併入南朝落照中”一句時曾說:“更疑牧齋在弘光元年(按:1645)上巳時節,曾預賜宴之列,今存是年之官書,闕載此事;蛴衷珊訓|君并馬阮輩作踏青之游,因《有學集》關于此時期之作品,皆已刪除,故亦無從考見。果爾,則此首乃述其個人之具體事實,而非泛泛傷春之感也! 可見他不僅認同“傷時例托傷春慣”之說,而且還以為“傷春”之中常常隱寓了“個人之具體事實”。

        “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傷春意未多”,從文本上即可看出“傷春”之外更有事在,必具深旨,“非泛泛傷春之感也”。因為李商隱在“傷春”之上,還加入了一層限定和形容,即其所慨嘆之“傷春”,乃是比“天荒地變”更為深刻的一種悲哀,此所謂“意未多”。那么李詩中的“傷春”,究竟是何等的一種奇哀深慨呢?陳寅恪體會到李詩“傷春”必有深旨,他推尋的結果,認為那是“傷文宗崩后,楊賢妃賜死”之義,然而問題尚不止此。

        陳氏既以“傷春”為悲悼女性在時代盛衰遷變中的悲劇命運,則自亦可以從女性之悲劇命運中看到時代之盛衰。筆者初疑陳氏何以有“惟有義山超黨見,傷春詩句最堪傳”之論,以楊賢妃之始則邀寵自安,終于遭讒賈禍而言,何以傷悼楊氏,其詩就成為最堪傳述的“詩史”了呢?其實陳氏心中,李商隱《曲江》雖為悼楊賢妃而作,而其所致慨者,絕不僅在賢妃之賜死。陳氏既從馮浩之說,必定也注意到馮氏“蓋文宗受制閹奴,南司涂炭,已不勝‘天荒地變’之恨”一語。陳氏本人于唐史素有專攻,他對甘露事變前后之時代政局本有極深之認識,如其《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即曾言:

        通鑒紀二四五太和九年十一月壬戌即二十一日甘露事變,其結論有云:“自是天下事皆決于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闭\道其實也!源艘院,唐代皇位之繼承完全決于宦官之手,而外朝宰相惟有服從……

        后文引兩唐書、《資治通鑒》等史料以證文宗、武宗兩朝之事,亦曾引及關于楊賢妃之記載,陳氏案語云:

        上引文宗、武宗兩朝間史料,亦皆唐代皇位繼承不固定及一時期宮掖閹寺黨派競爭決定后,李氏子孫充傀儡,供犧牲,而士大夫黨派作閹寺黨派之附屬品,隨其勝敗以為進退之明顯例證也。

        后文陳氏還說:

        唐代內廷閹寺決定帝位繼承之經過及李氏子孫作傀儡犧牲之悲劇,史乘殊多闕漏,要為與前此相似,乃一種公式化之行動,其概況亦可推知也。

        陳氏既以《曲江》“傷春”為必具深旨,且其“傷春”之慨較“天荒地變”為尤甚,則必不以玉谿“傷春”為僅悼楊賢妃之賜死,從可知矣。馮浩《箋注》正兼甘露之變而言,因此陳氏蓋即以為李商隱以傷楊賢妃寓寫傷時之慨,其所慨者乃為馮箋所謂“受制閹奴”,亦即陳著所謂“李氏子孫作傀儡犧牲之悲劇”,而這乃是比甘露之變屠戮朝臣的“天荒地變”更為深刻的一種悲劇 。至于“傷春”中有關李商隱的“個人之具體事實”,亦有可得而言者。文宗“受制閹奴”之情形,李氏當有極深之認識。蓋太和九年李氏方往來京、鄭,應舉不第,然于是年年終,亦已有《為鄭州天水公言甘露事表》一文 ,且更由于令狐楚之關系,李氏或于宮中隱秘,得所預聞!杜f唐書·令狐楚傳》載:“(李)訓亂之夜,文宗召右仆射鄭覃與楚宿于禁中,商量制敕,上皆欲用為宰相。楚以王涯、賈餗冤死,敘其罪狀浮泛,仇士良等不悅,故輔弼之命移于李石!焙蠖辏ㄩ_成二年)令狐楚卒,其卒前一日曾囑李商隱代草遺表,仍殷殷以“歿者昭洗以云雷”為念, 所以李氏《奠相國令狐公文》乃有“臨絕丁寧,讬爾而存” 之語。文宗之崩與賢妃之死在開成五年,令狐已不及見,李氏發為“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傷春意未多”之嘆,于時局乃是有極深之悲慨的。

        有了以上關于陳寅恪對于“傷春”的認識,我們才能正式討論《南海世丈百歲生日獻詞》一詩中所深隱的陳寅恪晚年心境及其與玉谿“傷春”之淚的關系。

        二、今典中的玉谿“傷春”表微

        《南海世丈百歲生日獻詞》一詩,若從頸聯的自注來看,謂指有感于梁思成改易其父志之事,乃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陳氏全詩決為一篇俯仰百年(謂康有為),神接千古(謂李商隱),寄寓個人身世與時代盛衰之奇哀深慨的作品,其重點并不在以自注明白述說的頸聯,乃在其“同異俱冥,今古合流”,明以擬人,實則謂己的末聯。

        1965年陳氏將此詩收入《寒柳堂記夢未定稿》之《弁言》中,謂:“昔年康更生先生(有為)百歲紀念,因感吾家與戊戌政變事,曾為賦一律”云云 。1958年不僅為康有為百歲冥誕,亦為戊戌變法六十周年,因此陳詩首聯即表示其所致慨者,乃為“百年世局”,而非域于一人一事,一地一時。頷聯“看天北斗驚新象,記夢東京惜舊痕”,胡文輝《箋釋》謂“新象”比喻“新社會”,陸有富君謂疑指戊戌變法中時局之“新象”。筆者以為兩說或可并存,依胡氏之說,則以“新社會”(1958)與戊戌時局(1898)對比為言;依陸君之說,則以戊戌一年事集中致慨,謂雖驚喜于維新變法“新象”之新,而何悲惜于南柯短夢夢破之速也!豆{釋》謂“記夢東京”化用《東京夢華錄》書名,因其后有“元祐黨家”一語,此說自極為可能。而如果依陸君之理解,則以“驚”喜、悲“惜”對舉,“記夢東京”或可謂康梁逃難日本,梁氏之撰寫《戊戌政變記》等事,此則皆在戊戌一年之內,故為感嘆維新之夢何其如此短且速也。此聯重點在下句“記夢東京”一語,不論取何者之說,當同為致慨于維新事敗之義,故二說可以并存,于全詩并無影響。陳氏以其祖父、父親在清末積極參與新政之故,于維新事敗尚別有個人家世及身世之感,所謂“記夢東京惜舊痕”,與一般泛泛傷時、詠史之作自有絕大之不同。頸聯因有自注,意極明確,胡氏箋釋已甚精詳,可以參看。其重點在下句自注引李德!镀饺骄咏渥訉O記》中“非吾子孫”一語,以此謂指梁思成改易其父志,自無可疑!豆{釋》所引梁思成1957年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陳氏自有可能寓“耳”!豆{釋》更謂陳氏對此“可能特別反感,故譏刺頗為嚴厲,而兼有痛惜之感!焙纤陨跏。

        兩首“傷春”七律的重點,都在最后一聯!坝褙G滿貯傷春淚,未肯明流且暗吞”,例同李詩,陳氏也在“傷春”之上加入了一層限定和形容,即其所滿貯之“傷春”之淚,乃是獨自暗吞而未肯明流的。陳氏對《曲江》“傷春”之慨的認識既已有如上述,那么他以李商隱自比,在“古典”之中所寄寓的“今典”的悲慨,至此才能豁然貫通,那正是對類似于“受制閹奴”,“充傀儡,供犧牲”那樣悲劇的深慨奇哀。果爾,則義寧“此篇所見,殊為深遠,似已預知后來之事者! 然而關于“傷春”二聯的“同異俱冥,今古合流”,則猶有待發之覆。

        (一)釋“受制閹奴”:“傷春”詩句中的史家之識

        首先,陳李所哀者皆為“受制”于人之悲劇,不過其所哀之對象,一為“元祐黨家”之子孫,一為李唐皇室之子孫而已。陳寅恪之以梁思成改易其父志為“受制”違心者,當出于他對時局的認識。所以陳詩頸聯若依胡文輝《箋釋》之說,則“痛惜”之感尤多于“譏刺”之意。且頸聯下句“平泉樹石已無根”的譏人之語,在陳氏最后撰定的《寒柳堂記夢未定稿》中,已改作“江潭騷客已無魂”的自況之辭了,此則最可窺見陳氏的本意。

        至所謂“閹奴”,則陳氏取譬之不茍,更有可得而言者。蓋于陳氏史家之觀念中,“閹寺階級”與“士人階級”在文化與政治上常處于對立之地位,《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分析統治集團中之兩種階級即曾謂:

        一為受高深文化之漢族,且多為武則天專政以后所提拔之新興階級,所謂外廷之士大夫,大抵以文詞科舉進身者也;一為受漢化不深之蠻夷,或蠻夷化之漢人,故其人多出自邊荒區域。凡自玄宗朝迄唐亡,一百五十年間身居內廷,實握政治及禁軍之權者皆屬此族,即閹寺之特殊階級是也。

        《順宗實錄與續玄怪錄》一文亦曾謂:

        唐代自中葉以后,凡值新故君主替嬗之際,宮禁之中,幾例有劇變,而閹宦實為此劇變之主動者。外廷之士大夫,則是宮禁之中閹宦黨派斗爭時及決勝后可憐之附屬物與犧牲品耳!

        此外,陳氏1953年9月所撰《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鐘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后》一文尤可注意。他在論釋曹孟德“求才三令”實為轉移世運之絕大變革時,特別強調了其出身閹寺的階級背景,陳文略云:

        東漢中晚之世,其統治階級可分為兩類人群。一為內廷之閹宦。一為外廷之士大夫。閹 宦之出身大抵為非儒家之寒族,……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則大抵為地方豪族,或間以小族,然絕大多數則為儒家之信徒也!虿苊系抡,曠世之梟杰也。其在漢末,欲取劉氏之皇位而代之,則必先摧破其勁敵士大夫階級精神上之堡壘,即漢代傳統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讀史者于曹孟德之使詐使貪,唯議其私人之過失,而不知此實有轉移數百年世局之作用,非僅一時一事之關系也!系氯,大旨以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負不仁不孝貪詐之污名,則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來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產也。由此推之,則東漢士大夫儒家體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壘無從堅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全失其根據矣。故孟德三令,非僅一時求才之旨意,實標明其政策所在,而為一政治社會道德思想上之大變革。顧亭林論此,雖極駭嘆(日知錄一三正始條 ),然尚未盡孟德當時之隱秘。蓋孟德出身閹宦家庭,而閹宦之人,在儒家經典教義中不能取有政治上之地位。若不對此不兩立之教義,摧陷廓清之,則本身無以立足,更無從與士大夫階級之袁氏等相競爭也。

        借用陳氏文末一語,可謂“論古今世變者,讀書至此,亦未嘗不為之太息也!备鶕湟陨系氖芳抑R,我們才能體會陳氏“傷春”一聯的“推理之明”與“料事之確”。

        (二)釋“天荒地變”:陳寅恪的“元祐黨家”情結

        復次則有隱含的“天荒地變”一語。陳李所謂“傷春”都是比“天荒地變”更為深刻的一種悲哀。李氏詩中之“天荒地變”乃謂甘露之變,南司涂炭而言,而“傷春”之痛較甚于此。陳氏心中之“天荒地變”則指戊戌政變,維新事敗無疑。然則此陳氏心中之“天荒地變”較其“傷春”之慨,“意”亦有所“未多”者,果何說耶?蓋于陳李二氏心中,“李唐皇室”與“元祐黨家”皆為一時盛衰興亡之所系,而其子孫竟淪落至“受制閹奴”,“充傀儡,供犧牲”之命運者,實為時代莫大之悲劇。且李氏所哀者,不過一家一姓而已,至陳氏之所哀,則有“士之群體自覺”與“個體自覺” 今已蕩然無存之意,其中尚隱寓有陳氏“個人之具體事實”,更有可得而言者。

        所謂“元祐黨家”,為陳氏屢借以自道家世之語,原出《渭南文集》。陸游祖父陸佃本為王安石之門人,因持論平正,又為新黨所不喜,名列元祐黨籍。蔡京拜相后,窺徽宗意旨所在,立“元祐奸黨碑”,大肆迫害異己及其子弟。時陸佃已故,亦列名其中。陸集表、啟中屢有“偶以元祐之黨家,獲與紹興之朝士”、“哀元祐之黨家,今其馀幾,數紹興之朝士,久已無多”、“伏念某元祐黨家,紹興朝士”等語。 陳氏1927年已有“元祐黨家慚陸子”(《王觀堂先生挽詞》)一語,因其祖父、父親力與維新,支持變法,終坐以“濫保匪人”、“招引奸邪”之罪名而遭革職,“永不敘用”,所以他以陸游自比。其所謂“慚”者,即自愧沒有紹述家風,不如陸游之以“元祐黨家”而與于“紹興朝士”之列。1945年《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后》文末,陳氏又用此典,謂:“此時悲往事,思來者,其憂傷苦痛,不僅如陸務觀所云,以元祐黨家話貞元朝士之感已也! 至于1958年“元祐黨家猶有種”一句,雖然注云“指新會某世交也”,但筆者頗疑此注為蔣天樞聞之于師所補記,而不似直出陳氏之口吻者,乃就其要點指示詩意,并非欲讀者死于句下箋也。方其吟寫之際,則陳寅恪、康同璧、梁思成,是皆“元祐黨家”之“種”,且從《寒柳堂記夢未定稿》中陳氏最后改定的“元祐黨家猶有種,江潭騷客已無魂”(無自注)來看,其自嘆身世之意,豈不更為明顯? 那么,他為什么對自己“元祐黨家”的身世如此念茲在茲,未嘗或忘呢?

        陸游在表、啟中每每始述“元祐家風”,自有其時代背景。蓋自崇寧初年徽宗與蔡京三立“元祐黨籍碑”,御書刻石于端禮門(文武百官常參必經之門),繼而又令天下監司長吏廳各立其碑以來,此舉已招致輿論相當之不滿。朝堂之上士大夫的諫止之聲尚且不論,甚至一般百姓對立碑之事也頗不以為然!端问贰に抉R光傳》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俑,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于后世!務呃⒅!眲t當時公道未泯,人心醇厚,至今猶可想見。所以迫于輿論,徽宗不得不放寬黨禁,崇寧四年(1105)借名九鼎鑄成之慶,詔赦“奸黨”,翌年又借名星變,詔毀京師及各地已立之碑。 “元祐黨人碑”不僅沒有使“奸黨”聲名狼藉,反而提高了他們的聲譽。這和文瑩《續湘山野錄》所記載的范仲淹“三黜三光”的著名故事一樣,都是宋代“從道不從君”的士人精神及其群體自覺的體現。 下至于南宋高宗建炎、紹興之世,朝廷為了籠絡人心,團結御金,新政已改為褒贈元祐黨人,且對黨人之子弟據以“推恩”。高宗紹興元年(1131)詔曰:“追復元祐臣僚官職,俄又錄用其子孫”, 這正是陸游“偶以元祐之黨家,獲與紹興之朝士”的歷史背景。但陸氏每喜述其“元祐家風”的內在心理,絕不止于“陳乞推恩”而已,因為在他心中,“元祐黨家”已成為一種政治品格的象征了。宋代之黨爭,其翻覆無常,誠有如蘇東坡所謂“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八聲甘州·寄參寥子》)者,且各黨之間紛爭互謗,錯綜復雜,即以“元祐”舊黨而言,其中又有洛黨、蜀黨與朔黨之別,其間得失利弊,自有史家之論。但如果撇開其為爭而爭的意氣之見不論,則宋代黨爭未嘗不是天水一朝士人群體與個體意識空前高漲的一種反映。黨爭之中,自不乏謀權射利,讒佞奸邪之輩,但守死善道,慷慨正直者,亦自代有其人。陸游祖父陸佃正是一位立身不茍,不肯阿比攀附的正直之士!端问贰繁緜饔涊d他曾“受經于王安石”,又嘗與安石論新法推行之弊,后“安石以佃不附己,專付之經術,不復咨以政。安石子雱用事,好進者坌集其門,至崇以師禮,佃待之如!。而當元祐初年罷廢新法之時,“去安石之黨,士多諱變所從。安石卒,佃率諸生供佛,哭而祭之,識者嘉其無向背”。 可見,陸佃之列名元祐黨籍,正是因為其“尤惡奔競”(《宋史》本傳),且不“諱變所從”的政治品格。陸游心中的“元祐家風”正應從這一點上來理解。而彼時“元祐黨家”之“種”,除陸游外,亦仍有尚在者。自崇寧五年徽宗詔命毀碑以后,“元祐黨人碑”幾已無存,但南宋又有黨人子孫將其重新摹刻者,以表彰先祖名節,借伸“詘于一時,而信于萬世”之義。 這仍然是士風猶盛的體現,和陸游“始述家風”、“先陳世德”的心理乃是相通的。

        陳寅恪的“元祐黨家”情結同樣也并不止于對政治迫害的耿耿于懷,而出于認同和表彰先祖政治品格的一貫心理。且其重點不在政見的分歧,而在氣節的敦守。世運之轉移,恒以人心之厚薄與士氣之升降為判,此一重心事,陳氏早在1945年《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后》一文中已和盤托出,而不待1958年“暗吞”其“傷春”之淚矣!稌蟆吩疲

        憶洪憲稱帝之日,余適旅居舊都,其時頌美袁氏功德者,極丑怪之奇觀。深感廉恥  道盡,至為痛心。至如國體之為君主抑或民主,則尚為其次者!晕煨缯兒笫嗄,而中國始開國會,其紛亂妄謬,為天下指笑,新會所嘗目睹,亦助當政者發令而解散之矣。自新會歿,又十余年,中日戰起。九縣三精,飚回霧塞,而所謂民主政治之論,復甚囂塵上。余少喜臨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蓋驗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榮悴,則知五十年來,如車輪之逆轉,似有合于所謂退化論之說者。是以論學論治,迥異時流,而迫于事勢,噤不得發。因讀此傳,略書數語,付稚女美延藏之。美延當知乃翁此時悲往事,思來者,其憂傷苦痛,不僅如陸務觀所云,以元祐黨家話貞元朝士之感已也。

        這段話真是寫得無限感傷。陳氏蒿目時艱,心境漸趨于悲觀保守,而使他最為痛心者,莫過于人心之厚薄與士氣之升降。文末“悲往事,思來者,其憂傷苦痛,不僅如陸務觀所云,以元祐黨家話貞元朝士之感已也”一語(參前注),所謂“不僅”云者,即所“憂傷苦痛”,不在其數已無多,而在其氣脈已盡。事實上,陳氏曾經“接其豐采,聆其言論”的“父執姻親”之輩,正代表了士在中國史上的最后階段。 《寒柳堂記夢未定稿》引陳三立撰《巡撫先府君行狀》云:“府君獨知時變所當為而已,不復較孰為新舊,尤無所謂新黨舊黨之見”,且謂陳寶箴對當時“言洋務負海內重謗”的郭嵩燾“獨推為孤忠閎識,殆無其比”, 這和陸游祖父陸佃在北宋黨爭中的立身出處乃是頗為相近的。陳三立所身歷之時局世變,較其父而言,則尤為詭奇翻覆,但他在出處辭受之際亦能紹述其“元祐家風”。湖南新政時期,陳氏曾因諭旨引見而辭不赴詔,遂講“抗旨之學”,謂:“中國人變法,當自抗旨始”。 這雖然和他接受西學新知有關,但也未嘗不是“士志于道”的傳統精神的自然流露!蛾惾髀浴分邊亲诖仍^陳氏“在清末季,韜晦不出,與辛亥革命后之作遺民,其志趣節操,乃一貫而行者!w胸襟落落,自有獨往獨來之精神,寓于其間也”, 這是很能得其神髓的。至于陳寅恪稱為“世丈”、“世交”的康有為和梁啟超,雖然其思想政見與義寧父子頗有不同,但無疑都是陳氏理想之“元祐黨家”中的代表人物。所以陳寶箴雖不喜康有為公羊春秋之學,卻能深賞其“可用之才,敢言之氣”,且謂:“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陳氏戊戌間上折請毀《孔子改制考》一書,正是保全康氏之意。 而梁啟超一生志在改良,其思想與乃師又自不同。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挽詞》中曾以“舊是龍髯六品臣,后躋馬廠元勛列”兩句對梁氏有所訾議,而梁亦不以為忤。凡此都是所謂“君子和而不同”之義,且并不妨礙陳氏在經歷更深之世變后,對梁啟超“本董生國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覺之任”,勢不得與近世腐惡之政治絕緣的苦心孤詣,有了了解的同情。 而所謂“元祐黨家”,正是由這樣一些立身謹嚴,品格卓異,以天下為己任,既有個體之自覺,又有群體之自覺的“士”所組成的。所謂“平泉樹石”,其具體內容亦不外乎是。

        陳寅恪1945年已不勝其“悲往思來”之感,至1958年“暗吞”其“傷春”之淚時,“元祐黨家”更已成為一種不名譽的身份了 ,則陳氏之“憂傷苦痛”,又當何如呢?現代的“元祐黨家”已沒有朝廷對之“褒贈推恩”,更沒有長安石工為之一鳴不平了。比之于“偶以元祐之黨家,獲與紹興之朝士”的陸游而言,陳寅恪此時尚不忘追述家風,其心為益苦,其事為尤難。雖然其時代背景頗為不同,但陸、陳二氏之不忘家風,以及南宋黨人子孫重刻黨人碑之與陳寅恪鄭重珍藏《元祐黨籍碑》拓本 ,若就其基本心理而言,仍可謂古今冥會,千載同符。從宋代的元祐黨人到近代的戊戌黨人,其間延續的正是中國史上最可寶貴的士人精神。戊戌維新雖因政變而告失敗,而且發生了革職與殺戮的悲劇,但這是“元祐黨人”堅守氣節理想而愿為犧牲,比之于其子孫放棄氣節理想而甘作傀儡,則六十年前之“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今日“傷春”之淚而言,正自“意未多”矣。

        (三)釋“未肯明流”:“義不受辱”的晚年心境

        陳寅恪1945年的“噤不得發”還可藉《梁啟超傳》,以略抒其“黨家朝士”之感。而他1958年“未肯明流且暗吞”的“傷春”之淚,就絕非六十年前“舉國猶狂欲語誰”(《自勵二首》)的梁啟超所能想象于萬一的了!拔纯稀倍植粌H是全詩的關鍵,也是我們通解陳氏晚年心境的關鍵。關于李商隱對甘露之變的反應,《邵氏聞見后錄》曾保存了一條記載:“李義山《樊南四六集》載《為鄭州天水公言甘露事表》云:‘宰臣王涯等,或久服顯榮,或超蒙委任,徒思改作,未可與權。敷奏之時,已彰虛偽,伏藏之際,又涉震驚’云云。當北司憤怒不平,至誣殺宰相,勢猶未已,文宗但為涯等流涕而不敢辯。義山之《表》謂‘徒思改作,未可與權’,獨明其無反狀,亦難矣! 所以揆諸當時的形勢,在古典之中,李氏的悲慨應是“玉谿滿貯傷春淚,未敢明流且暗吞”,其意甚為明顯。而陳寅恪變“未敢”為“未肯”,這正是他“融會異同,混合古今”的一貫手法,其中乃隱藏了陳氏最為幽微曲折的晚年心境。

        從亭林詩的“韻目代字”到寒柳詩的“虛經腐史” ,這其中所深隱的乃是“遺民”從政治到文化的意義演變。陳寅恪晚年的幽微曲折主要是由文化上的人格自尊與時代環境的天壤懸隔造成的。他已不面臨前代遺民那種“袍帽在左,白刃在右”的生死抉擇,甚至方中履所謂“諱忌而不敢語,語焉而不敢詳” ,在陳氏身上也已完全不再適用。他的“傷春之淚”之所以“未肯明流”的緣故,乃在于“明流”匪特無益,更適足取辱而已。對于一般流俗之見,陳氏自可以“留命任教加白眼”,“任他嗤笑任他嗔” ,而那些曾被他許為“并世相知”的人,現在也多已無法理解其“傷春”之淚了。陳氏1955年致蔣天樞函有謂:“弟往年挽王觀堂先生七律有句云:‘吾儕所學關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M知果為今日讖耶!” 他當年所體會的王國維自沉時的心境,現在竟也變成了他的心境,言中乃是極為沉痛的。而所謂“晚歲為詩欠砍頭”,其實同樣也只能用王國維遺書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來互訓,始能得其確解,陳寅恪所要說的正是一個“辱”字,所以“未肯”乃是陳氏“義不受辱”的一種明白表示。這種心境和情緒,甚至可以從他1959年在東南區一號樓陽臺上留影的表情中得到印證。不僅《再生緣》的“不愿付刊經俗眼”是陳氏借端生之酒杯,澆自家之塊壘,以釋放其心中“驕傲自尊之觀念” ;《柳如是別傳》里陳氏以最復雜艱深的考證,通解錢柳因緣詩中天下后世而唯有他一人獨得的隱秘,也正是此種情緒的宣泄 。因為惟其如是,才能使他在現實世界中孤獨苦悶的心靈感到共鳴和滿足。陳寅恪晚年的絕世孤高之慨,飲酣八極之哀,孤自暗吞,末由共喻,不禁使人聯想到錢鐘書和他的《管錐編》。事實上,《管錐編》中除去“觸目皆是”的“感慨世變之語”以外 ,亦不乏錢氏“偶一流露”的“自抒己懷之辭”。如其論司馬遷之受腐刑云:“蓋謂宮刑變化氣質,使人懦巽。征之遷《史》,豈其然乎?” 這與陳寅恪“傷春”詩句的著眼點雖不同,然要亦為藉古典以寄寓其“義有不受”的一種表示,他要說的其實是“征之錢《編》,豈其然乎?”因說陳詩既竟,附略及之,抑或可為世之以錢詆陳論者下一針砭乎?

        結  語

        陳寅恪晚年在史著中追尋的一直是“親切有味”,因為現實世界中,“‘親切’一詞已是完全失去意義的語言了” ,他為自己建構了一個“思想、情感、價值、意欲等交織而成的古典精神世界”!安⑹老嘀奔炔豢傻,則陳氏一方面在史著中“抗志希古,尚友其人” ,一方面還可以期諸“異世相知”,即所謂“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來世”者 !皞骸痹娋鋵懹1958年春,這年秋天,余英時在哈佛讀到輾轉流傳至海外的油印本《論再生緣》,情不自禁地寫下了后來曾被陳氏許為“作者知我”的《〈論再生緣〉書后》一文。1982年他又拈出“傷春”一聯以概括陳氏的晚年心境,雖未及釋證,要亦足當“作者知我”之意。且2007年余氏又寫有《“反右”五十年感賦四絕句》,最后“人亡家破無窮恨,莫叩重閽更乞憐”一句適與“傷春”一聯遙相呼應。所不同者,陳詩兼有“詩家之史”與“史家之詩”的雙重色彩,前者指陳氏身歷世變而發為歌哭的深慨奇哀,后者則是他貫通古今以鑄入辭章的燭察先見。余詩則已褪卻了“詩家之史”的沉痛色彩,保留了“史家之詩”的眼光與識見。然則陳、余二先生的異“世”相知,亦足以發我輩想慕之幽情矣。

         

        〖作者簡介〗熊燁,男,1984年生,湖南衡陽人。武漢大學法學學士,南開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為民國詞學與近現代古典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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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東大圖書公司1998年版,第71頁。按:余文引用原詩時將“未肯”誤為“不肯”。

        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下卷),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軟精裝本),第717頁。

        錢鐘書:《故國》(1943年),收《槐聚詩存》,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89頁。

        陳寅。骸蹲x哀江南賦》,收《金明館叢稿初編》,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34頁。

        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頁。

        陳寅。骸蛾愐〖ぴ娂,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30頁。

        黃萱:《懷念陳寅恪教授》,收《追憶陳寅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頁。

        王應奎《柳南續筆》記嚴熊轉述牧齋語,轉引自《清詩紀事》,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1頁。

        陳寅。骸读缡莿e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5頁。

        按:清華本《陳寅恪詩集》(147頁)此處自注引錄李詩作“金輿不返傾城色,下苑猶翻太液波”,而《曲江》一詩并無此異文,當系陳氏誤記。三聯本《詩集》(172頁)當經編者改為李詩原句。然而正因為陳氏誤記,他才會據此以為云起軒詞“聞說太液波翻”即用李句,胡文輝《箋釋》(914頁)謂不知陳氏何據,當是一時失檢清華本之故。又:《箋釋》2013年增訂本第1183頁于文詞出典有增補,可參看。

        參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下卷),第848-850頁。

        胡文輝已指出此點,謂:“陳氏似即據馮浩的釋解!币姟豆{釋》,第914頁注①。

        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46頁。

        此種方法亦自有其限制與缺陷,常有蹈空臆想之失,馮浩造為“分波”之說,即受到張爾田、高步瀛等人的批評,參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增訂重排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53頁。

        以上參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下卷),第847-850頁。

        陳氏此一興趣由來已久,如其1930年代致傅斯年函即曾有云:“趙斐云兄(按:趙萬里)……所編晉南北朝墓志中隋宮人墓志一卷,披閱之,殊令人發思古之幽情!币姟蛾愐〖偶,三聯書店2009年第二版,第45頁。

        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下卷),第841頁。

        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第71頁。

        吳宓:《吳宓日記續編》第五冊,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163頁。

        陳寅。骸读缡莿e傳》,第1074頁。

        陳寅。骸短拼问肥稣摳濉,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309、311、312、317頁。

        陳氏分析順、憲兩朝史事時曾謂:“夫順憲二宗帝王父子且為其(按:謂閹人)犧牲品及傀儡子,何況朝臣若王伾王叔文韋執誼劉禹錫柳宗元之徒乎?”其議論與李氏在詩中對文宗朝局的悲慨正復相近。見《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88頁。

        參張采田:《玉谿生年譜會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頁;《李商隱年表》,《李商隱詩歌集解》附錄四,第2334頁。

        劉昫 等:《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4462、4464頁。

        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文編年校注》,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210頁。

        參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下卷),第713-717頁。胡氏以為此詩為有感于“梁思成批判父親”而作,但陳氏此時是否確知梁思成有批判父親的言論,尚有疑問。僅就“非吾子孫”的自注而言,若謂此詩是有感于“梁思成改易父志”而作,則較為穩妥。關于梁思成批判父親一事在當時的流傳,《箋釋》2013年增訂本第928頁注②曾增補一則材料,可以參看。

        陳寅。骸逗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5頁。

        陳寅。骸对自姽{證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19頁。

        陳寅。骸短拼问肥稣摳濉,第204頁。

        陳寅。骸督鹈黟^叢稿二編》,第82頁。

        按:此處陳氏誤記,當為“兩漢風俗”條。殆因“正始”條有“亡國、亡天下”之辨,陳氏牽合致誤耶?可參余英時:《史學與傳統》,時報文化公司1982年版,第296、297頁。

        陳寅。骸督鹈黟^叢稿初編》,第48-51頁。

        此陳氏《書杜少陵哀王孫詩后》(1953年4月)論杜詩之語,見《金明館叢稿二編》,第64頁。

        此借用余英時先生《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一文中語,見《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版,第206、231頁。

        《陸放翁全集》(上),中國書店1986年影印世界書局1936年版,第3、50、51、57頁。

        陳寅。骸逗眉,第150頁。按:“元祐黨家慚陸子”一句,據陳氏口述,蔣天樞筆錄之自注亦云:“《渭南集·書啟》有‘以元祐之黨家,話貞元之朝士’!比魂懠胁o此語,吳宓、胡文輝亦未檢獲,殆陳氏牽合誤記!柏懺俊北緸槭斓,出自劉禹錫《聽舊宮中樂人穆氏唱歌》詩中“休唱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一語,乃謫遷回朝,感念今昔之意。此典于陸游,亦可謂適切,且陸集中《謝致仕表》亦有“思正(按:即‘貞’,避宋仁宗諱改)元之朝士”一語,見《陸放翁全集》(上),第5頁,所以陳氏誤記,亦自有由。參胡文輝《箋釋》,第71頁;蔣寅:《“貞元醉漢”和“貞元朝士之感”補說》,收《金陵生小語》,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元祐黨人中多有流放嶺南者,則陳氏此時所感或較往歲為尤深也。參陳樂素:《流放嶺南的元祐黨人》,收《求是集》(第二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參余英時:《漂流:古今中外知識人的命運》,《會友集》,明報出版社2008年版,第239、240頁。

        以上參陳樂素:《桂林石刻〈元祐黨籍〉》,收《求是集》(第二集);任崇岳:《論“元祐黨人案”》,《中州學刊》1992年第1期。

        脫脫 等:《宋史》,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0917、10918頁。

        轉引自陳樂素:《桂林石刻〈元祐黨籍〉》。

        參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新版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頁。

        陳寅。骸逗眉,第177、178頁。

        馬衛中、董俊玨:《陳三立年譜》,蘇州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91頁。

        轉引自卞僧慧:《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5頁。

        馬衛中、董俊玨:《陳三立年譜》,第227、228頁。

        陳寅。骸逗眉,第148頁。

        參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下卷),第714頁注②。

        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上卷),第70頁注②。

        邵博:《邵氏聞見后錄》,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17頁。

        關于“韻目代字”究出誰手,參潘重規:《亭林詩考索》,東大圖書公司1992年版,第3、90-105頁;饒宗頤:《論顧亭林詩》,收《文轍:文學史論集》,學生書局1991年版,第706頁!疤摻浉贰,參胡文輝《箋釋》,第385頁。

        轉引自余英時:《方以智晚節考》,允晨文化公司1986年版,第9、113頁。

        陳寅。骸蛾愐〖ぴ娂,第137、149頁。

        陳寅。骸蛾愐〖偶,第275頁。

        陳寅。骸逗眉,第58頁。

        陳氏謂:“數百年之后,大九州之間,真能通解其旨意者,更復有幾人哉?更復有幾人哉?”見《柳如是別傳》,第563、564頁。

        余英時:《我所認識的錢鐘書先生》,《情懷中國:余英時自選集》,天地圖書公司2010年版,第154頁。

        錢鐘書:《管錐編》第三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939、940頁。

        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聯經2007年版,第51頁。

        汪中語,見《與劉端臨書》,《述學·別錄》,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頁。

        陳寅。骸锻蹯o安先生遺書序》,《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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